出海口，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是魂牵梦绕的发展机遇。通江达海，方能物畅其流。历史上，围绕出海口的国家间纷争乃至战争并不鲜见。近期，位于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就陷入了这样的争执，一时竟难以化解。一边是埃塞出海口的寻梦。厄立特里亚的独立，让埃塞成为内陆国，经济发展因此缺少外贸便利度的加持。

　　一边是索马里维护主权之争。欲与埃塞行出海之便的“索马里兰共和国”，则期望以港口换“独立”，在国际社会引发担忧和震荡。

　　一份备忘录

　　这场争执，甚至已经超出埃塞和索马里两国范围。

　　据《索马里卫报》9月10日报道，为阻止埃及将军队空运至该地区，埃塞俄比亚军队已进入索马里境内，并占领了盖多地区的多处机场。对此，索马里国防部发言人阿布卡尔·穆罕默德表示强烈谴责，称埃塞干涉了索马里的内政，侵犯了索马里的主权，并强调索马里坚决不就其任何领土进行谈判。

　　早在8月23日，索马里政府便暂停了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往该国的所有航班。索马里总理哈姆扎·阿卜迪·巴雷宣布，埃塞俄比亚军队将不能加入即将派出的非洲联盟驻索马里支持和稳定团，除非埃塞俄比亚退出与索马里兰签署的有争议的谅解备忘录。

　　埃塞方面也很强硬。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9月9日警告称，埃塞俄比亚将“羞辱”任何威胁其主权的国家。他在电视讲话中向任何考虑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发出了严厉警告，劝这些国家在采取行动之前“三思而后行”，并强调埃塞俄比亚已准备好应对任何侵略行为。“我们不会与任何人就埃塞俄比亚的主权和尊严进行谈判。”

　　纷争的导火索，是年初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

　　今年1月，阿比与索马里联邦共和国境内的所谓“索马里兰共和国”“总统”缪斯·比希·阿卜迪签署谅解备忘录。埃塞拟租用索马里兰亚丁湾沿岸20公里土地，并获得柏培拉港的使用权，期限为50年。而作为回报，索马里兰将获得埃塞航空公司部分股权，并且埃塞未来可能会承认索马里兰为独立国家。

　　索马里政府随即召回驻埃塞大使，强调索马里兰只是索马里联邦共和国的联邦成员之一，只有联邦政府才有权向外国出租土地。

　　索马里大部分地区曾为意大利殖民地，而索马里兰曾为英国殖民地，1960年经历短暂的独立后，两地合并为索马里共和国。1991年，“索马里民族运动”在索马里内战时宣布建立“索马里兰共和国”，但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因此，纷争一起，非盟、阿盟、欧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美国、土耳其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部分国家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尊重索马里联邦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脆弱的地区平衡

　　寻找出海口的埃塞俄比亚，也曾面朝大海。

　　公元初，埃塞俄比亚这片土地上曾建立起非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帝国——阿克苏姆王国。帝国横跨红海两岸，印度洋、红海、地中海之间的沿岸贸易让帝国繁荣而强大。后来，埃塞俄比亚的政权历经多次变更，但对红海地区的统治权始终是历代君主的追求。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让亚非欧三大洲进一步联通。1882年，意大利占领阿萨布，并以此为据点在这片非洲之角逐步扩张。1889年，意大利强迫埃塞俄比亚签署《乌西阿利条约》，条约规定割让所有沿海地区给意大利。第二年，意将占领区合并为统一殖民地，命名为“厄立特里亚”（拉丁语意为“红海”）。

　　本是同根生，如今却走到“冤家路窄”的境地。埃塞在二战后获得了独立地位，而厄立特里亚却不再接受被重新划入埃塞。几经战争，厄立特里亚在1993年独立，埃塞俄比亚遂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内陆国。

　　自此，寻找出海口成为埃塞历届政府的梦想。

　　阿比曾于2023年10月发表声明称，获取港口对于埃塞俄比亚来说是“攸关存亡”的问题，要将1.2亿埃塞人民从“地理监狱”中解救出来。

　　在非洲大陆的东端，“非洲之角”伸入阿拉伯海数百千米，与阿拉伯半岛互成掎角之势，扼守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要道之一——曼德海峡。统计数据表明，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都经过曼德海峡。当前，占埃塞贸易总量95％的货物借道吉布提港进出口，埃塞因此每年支付高达15亿美元的港口使用费。而此次谅解备忘录中所提及的柏培拉港，承载着全球12%的货物运输，一旦埃塞在曼德海峡获得这一出海口，不仅可以节省港口使用费，还将极大受益于全球贸易。

　　另有观点认为，埃塞俄比亚一直以来都是地区大国，加之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非盟总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等重要机构所在地，被誉为“非洲的政治心脏”，使得埃塞怀揣着成为非洲政治经济大国的雄心。然而，出海口的缺失似乎成为阻碍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的“短板”。2020年1月，由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八国组成的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在沙特成立，埃塞则被排除在外，对其造成极大打击。

　　此外，埃塞一直想在红海沿岸建立军事基地，确保其在红海的军事存在，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拥有自己的出海口。

　　新的变数

　　历史上，埃塞和索马里就曾因争夺欧加登地区而爆发惨烈的战争，以索马里的撤军而告终。在这次危机中，索马里似乎不再甘于被埃塞俄比亚压制，而是选择与埃塞纷争不断的埃及结盟。这打破了脆弱的地区平衡，成为非洲之角地缘政治格局发展的重大转折点。随着埃塞和索马里的外交纷争日益凸显，相关国家或选边站队，或斡旋调停。

　　非洲地区大国埃及强化了同索马里的军事合作。8月14日，埃及总统塞西同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举行了会谈，重申埃及支持索马里统一和主权的立场，双方签署了两国军事合作议定书。

　　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因复兴大坝问题长期关系紧张，两国就尼罗河水的用水权分配、复兴大坝的运营规则以及进行蓄水的自主权等问题争执不下。为了有效抗衡埃塞俄比亚，埃及选择与埃塞的敌手索马里建立更深的合作关系，以联手应对埃塞的挑战。

　　索马里智库萨汗研究院的分析师拉希德·阿卜迪认为，“如果埃及在与埃塞俄比亚的边境部署地面军队，那么两国可能会直接对抗。两国直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发生代理人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中东地区大国土耳其在两国间居中斡旋，充当调解人角色。自埃塞与索马里爆发外交冲突以来，土耳其已经在今年6月和8月促成了两轮和谈，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称，安卡拉相信两国达成合作性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指日可待，并表示将努力推动第三轮和谈取得成果。

　　兼顾两头的土耳其，与两国都保持着牢固关系。一方面，土耳其是埃塞俄比亚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约有200家土耳其公司在埃塞开展业务，埃塞还是非洲地区土耳其无人机和弹药的最大买家之一。而另一方面，土耳其又在索马里拥有其最大海外军事基地，今年2月双方签署了《国防和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表示，土耳其是“唯一表示愿意帮助索马里保护领海、开发资源和重建索马里海军的国家”。作为回报，土耳其石油公司将拥有索马里1.5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勘探许可证，并将派遣“奥鲁奇·雷伊斯”号地震勘探船于9月底或10月初前往索马里，与索马里共享该地区的石油资源。

　　埃塞与索马里的外交争端久拖未决，埃及、土耳其等国的入局又带来了新的变量。

　　解决复杂问题，离不开建设性的主张。2022年初，中国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支持非洲之角地区国家应对安全、发展、治理三重挑战。此后，中国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积极开展穿梭外交，中国积极支持地区国家举办首届非洲之角和平会议，广泛凝聚各方和平与发展共识，助力非洲之角成为和平发展之角、合作共赢之角。

　　埃索之间的这场外交纷争，看似始于1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实际应归根于殖民者早就埋下的“定时炸弹”。重建信任，避免冲突，修复殖民主义留下的裂痕，迎来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需要非洲之角地区国家团结自强，通过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作者：冯源

　　在9月1日结束的德国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的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不仅在德国政坛引发震动，在国际社会也备受关注。

　　众所周知，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极右翼、种族主义和纳粹思想正是肇始于图林根州。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一个世纪之后，极右翼政党再次成为德国东部“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仍然让世人瞥见历史长长的背影。

　　震荡已然带来变化。9月9日，德国内政与国土部长费泽已下令要求所有德国陆地边境恢复护照检查，以减少无签证入境德国的人数。

历史的背影

　　历史，在图林根州改写。德国选择党以32.8%的得票率排名议会选举第一，老牌大党基民盟（基督教民主联盟）以23.6%位居第二，左翼新党“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以15.8%排在第三。

　　在萨克森州，基民盟以31.9%的得票率排名第一，德国选择党以30.6%位居第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首次参选获得11.8%的席位，顺利进入州议会。

　　选择党的狂飙突进令人吃惊，德国执政联盟三党的惨淡表现同样令人吃惊。在图林根州，德国总理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以6.1%的得票率勉强保住了议席，绿党和自民党均未超过5%得票率的门槛，失去了进入议会的资格；在萨克森州，社民党（7.3%）、绿党（5.1%）勉强进入州议会，自民党再次落败。

　　一句话，是不是变天了？至少在德国东部。

　　在这两州选举中，最大的看点无疑是选择党的迅速崛起。由于选择党的得票率接近三分之一，按照相关法律能够在议会中构成“阻碍性少数”，这意味着选择党有能力在议会中否决修改法律等重大议题，选择党也通过这场选举真正摇身一变，从在野党成了有实权的政党。尤其是在图林根州，该州的选择党领导人比约恩·霍克将这一结果称为“历史性胜利”。

　　此处不得不介绍一下比约恩·霍克，作为选择党元老，自2019年以来，霍克多次发表涉及德国历史、移民政策以及民族主义的言论，已被德国迈宁根行政法院描述成“法西斯分子”。今年5月至7月，短短数周内，霍克就因使用被禁止的纳粹口号而两次被哈勒地区法院定罪。克罗地亚媒体《晨报》甚至将霍克称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这并非杞人忧天。德国历史学家延斯-克里斯蒂安·瓦格纳说，现在的时代背景尽管与1933年纳粹上台时不同，但历史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29年，也是在图林根州选举中，纳粹党首次进入州议会，仅仅4年后，希特勒就当选为德国总理。被法西斯阴霾笼罩的历史仅仅过去不到80年，欧洲人民沉重的集体记忆再次被唤醒。

　　年轻人的不安全感

　　瑞士《新苏黎世报》评论称，“选择党的胜利欢呼证明，无论是国内情报部门的报告、政治对手的警告还是忧国忧民的社论，许多选民根本不会为之所动，选择党已经是德国东部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舆论分析认为，选择党之所以能在所有主流政党的排挤中逆势而上并站稳脚跟，是多种原因共同导致：

　　一是民众对移民政策和安全问题的担忧。今年以来，德国持刀袭击事件频发，更成了对选择党的“神助攻”。尤其是8月23日发生的索林根市持刀袭击案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嫌疑人为26岁的叙利亚男子，疑似“伊斯兰国”成员。

　　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选民普遍认为传统政党未能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导致选择党的激进排外立场获得更多支持。选择党抓住了选民对移民增加和相关社会问题的担忧，将这些议题作为其竞选的核心并取得了成功。

　　二是经济不确定性及选民对经济政策的不满。德国东部是传统上较为依赖工业和农业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西部，在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许多东部地区选民对经济前景的担忧进一步加剧。而选择党在竞选中宣传的减少中小企业和普通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减少德国对欧盟预算的贡献并恢复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反对全球化并保护国内市场和产业等经济政策充分迎合了东部地区选民的经济诉求，因而获得了选民支持。

　　三是选民对联邦政府和政治精英的不信任。东德地区的选民长期以来对西德政治精英存在不信任感，尽管统一已经超过30年，但东部选民仍然感到他们的声音在联邦层面上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许多选民认为，这届联邦政府在执行政策方面效率低下，尤其是在处理移民和经济问题上未能兑现承诺，这加剧了联邦的失望情绪。选择党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批评现有政治体制成功吸引了那些对联邦政府和政治精英感到失望的选民。

　　四是选择党的策略赢得了年轻群体的支持。在图林根州，30岁以下的选民中有35%投票给选择党，比2019年选举高出10%，在各政党中遥遥领先。选择党在Tiktok等平台上的表现尤其出色，不仅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社交媒体运营，还注重打造平易近人的形象，自我标榜为“能解决问题的政党”，对年轻人宣称“我会照顾你，一切都会好起来”，极大地回应了当下德国年轻人的不安全感，这是其他传统政党所不具有的优势。

“不能解决问题就下课！”

　　选举的结果是“痛苦的”。德国总理朔尔茨称：“选择党正在损害德国，它削弱了经济，分裂了社会，并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声誉。”朔尔茨还呼吁两州组建“没有右翼极端分子的稳定政府”。

　　萨克森和图林根的选情，让德国政界和媒体对右翼势力崛起和未来政治局势深切担忧。经济界担心，投资者会因为选后可能出现的不友好环境而放弃投资。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主席莫妮卡·施尼策表示，国家机构和教育机构已经面临人员短缺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选择党反对技术移民的立场，这种情况可能会加剧，使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的公司在全球争夺资质技工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尔·弗拉茨彻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认为，选择党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减少移民、减少开放和多样性的政策可能会导致公司和技术工人外流，而更多公司可能会因此破产和迁移。

　　在行业层面，选择党获胜带来的焦虑感也在日益上升。德国信息技术、电信与新媒体协会主席拉尔夫·温特格斯特说，德国必须继续保持一个“开放和创新的国家”，而选择党不代表这些价值观。“如果没有外国人才，萨克森州计划中的半导体工厂将无法运转。”

　　不过，在这两场选举中，朔尔茨本人和执政联盟遭遇的挑战更大。朔尔茨领导的社民党在选举中表现不佳，执政联盟中的另外两个政党（绿党和自民党）表现更差，选举结果加剧了舆论对朔尔茨领导能力的质疑。

　　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执政联盟内讧加剧。一方面，三个党派就养老金改革等分歧较大的议题相互指责；另一方面，在选举中惨败的自民党内部甚至有人呼吁退出执政联盟，否则其党首林德纳应该下台。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目前局势还不明朗，但如果这两场选举的失利导致德国执政联盟解散，德国将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

　　德国电视二台评论称，“（执政联盟）要证明他们能够解决问题，有行动能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下课，甚至提前下课”。

子弹还得飞一会儿

　　不管对于获胜的选择党还是德国主流政党，现在只是一个艰难历程的开始。

　　对于选择党而言，尽管在图林根州赢得了选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其得票数并未超过半数，按照法律规定无法单独执政，必须同其他政党组成执政联盟。由于德国主要政党均明确表示拒绝与其组阁，接下来的组阁谈判将面临巨大挑战，能否顺利实现执政还是未知数。

　　如果选择党无法完成组阁，理论上该州第二大党基民盟可以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及社民党，或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及左翼党组成三党联合政府。届时选择党虽然赢了选举却仍然无法执政，将面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局面，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这两场选举结果也会对9月底即将到来的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和明年9月的德国大选产生影响。根据目前的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民调结果，选择党以24%位居第一，社民党、基民盟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均在20%上下。同属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与萨克森和图林根有相似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选择党的强势表现可能会对勃兰登堡州选举产生“搭便车”效应，助其继续取得类似的成功。

　　如果选择党在勃兰登堡州获胜，一方面将激励其他地区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甚至在西部地区也出现类似的趋势，对现政府不满的情绪和对保守政策的需求可能会推动选择党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其影响力，为其备战2025年联邦议会大选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选择党持续对基民盟、社民党等传统主流政党持续产生冲击，将迫使传统政党在移民、能源政策、乌克兰危机和欧盟事务等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提出更加保守的政策以防止选民流失。届时，德国政治的分裂将进一步加剧，联邦议会大选后的组阁也将变得十分困难，不排除陷入更严重政治危机的可能。

　　文/焦授松

　　图源/新华社、网络

　　近日，苹果公司发布的最新季度财报显示，该公司第二季度在大中华区的营收为147.3亿美元，同比下降6.5%。大中华区成为苹果该季度营收唯一下跌的主要市场。

　　今年7月，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手机市场季度报告指出，今年第二季度，苹果手机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已跌出前5名。

　　分析人士认为，苹果手机在华销售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印度组装的手机质量有问题。据英媒报道，从印度生产线出来的苹果手机零部件中仅有约一半质量合格，这与苹果公司的“零缺陷”标准相差甚远。

　　部分视频博主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苹果手机拆解视频，揭示了印度组装的苹果手机存在的瑕疵，如主板上有明显指纹印迹、摄像头内部存在灰尘等。

　　这些质量问题使得消费者对高价位的苹果手机感到失望，从而影响了苹果手机在欧洲和中国市场的销售表现，迫使苹果降价促销。

　　据印媒报道，2023—2024财年，苹果在印度组装的低端机型的总价值约为140亿美元，占其全球产量的14%，而高端型号则继续在中国组装。低良率所导致的利润缩水和退货潮，已成为“在印度制造”战略给苹果公司制造的大难题。

　　与全球企业的信任危机

　　“在印度制造”战略由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首次上任时提出，旨在提升印度国内制造业的比重，吸引外资在印度投资和生产，强化本土制造业。

　　电子产品组装被视为该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为了促进关键领域和尖端技术的投资，带动制造业实现规模经济，增强印度公司和制造商的全球竞争力，印度政府于2020年3月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

　　到2022年11月，该计划已推广至印度14个主要行业，包括电信、白色家电、纺织、医疗器械制造、汽车、特种钢材、食品、高效太阳能光伏组件等。然而，这些行业中的大多数仍主要依赖中国制造，对中国技术人员的需求很高。

　　苹果遇到的品控问题，凸显了外资企业在印度投资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困难。

　　今年7月，印度首席经济顾问纳格斯瓦兰在向议会提交的《2023—2024年经济调查》报告中，就对当前“在印度制造”战略进行了反思。报告指出，尽管印度成功吸引了苹果公司供应商生态系统等价值创造者的关注，但印度希望填补中国“腾出的制造业空缺”的想法可能过于乐观，特别是在轻工业领域。

　　因此，报告建议，为了促进印度制造业的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供应链，印度必须与中国的供应链对接，并在吸引中国投资与进口中国商品之间找到平衡。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对纳格斯瓦兰的建议表示支持，认为印度应允许更多中国投资进入。

　　有印媒指出，印度自独立以来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最为失败的地方，在于未能增加制造业的产出和就业份额。

　　去年3月，印度上议院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尽管印度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详尽的规划，但仍未与全球企业建立起足够的信任。”营商便利度低和制造业竞争力不足，是制约印度吸引更多投资的主要原因。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一项研究显示，印度在制造业竞争力、法规、税收政策、劳动力素质和成本等多方面的吸引力排名，低于泰国、越南、墨西哥和印尼等国家。

　　“一颗难敲开的硬核桃”

　　虽然印度推出了多项激励措施，以增强国内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实际成果和预期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苹果面临的困境表明，印度在实现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目标方面，面临诸多问题。

　　印度纺织品出口商威尔斯潘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总经理戈恩卡在参观本地制造工厂时就表示：“尽管印度市场具有一定潜力，但从现阶段来看，印度还不具备承担我们全部供应链的能力。与中国成熟的制造业相比，印度制造业的规模和成熟度仍显不足。”

　　高关税与生产本土化，是外资企业迈入印度市场需要面对的双重壁垒。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但这实际上是“一颗难敲开的硬核桃”。

　　在业界看来，印度的关税和贸易法规本身就不透明，往往难以预测，导致外资难以进入印度市场。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今年公布的《印度国家商业指南》报告指出，印度所有产品的加权平均适用税率在二十国集团中是最高的，印度也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约束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随着印度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国内生产商，印度的贸易壁垒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加。面对外资进入印度市场，印度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坚持生产本土化，这已成为外资企业在印度市场生存的首要条件。

　　外资企业在印度市场面临诸多限制，特别是在涉及高科技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时。比如，印度政府对美资企业设定了更高的准入门槛，在政策上也更为严格。

　　美国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一直表现出对印度市场的兴趣，但由于印度对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特斯拉与印度政府的谈判陷入僵局。特斯拉希望印度政府降低关税并提供税收优惠，但印度政府坚持要求特斯拉首先在印度设厂生产。由于双方在此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特斯拉至今未能正式进入印度市场。

　　据了解，印度电动汽车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去年电动汽车仅占汽车总销量的1.3%。由于电动汽车前期生产成本高昂且缺乏配套充电站，许多买家仍在犹豫是否要购买电动汽车。

　　人才短缺与“人口红利”

　　限制人才自由流动是印度发展制造业面临的又一障碍。

　　中国的技术人才曾对印度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印度手机和电子产品协会主席莫辛德鲁表示，技能人才的流动对电子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近年来，数以千计的中国公民去印度的商务和就业签证申请被拒，使得印度一些行业面临严重的技术人才短缺问题。位于新德里附近诺伊达的一家电子制造公司高管表示，签证限制不仅导致公司运营成本上升、投资计划受阻，更损害了印度公司作为可靠供应商的国际声誉。

　　印度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正制约着“在印度制造”战略的实施进程。尽管印度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但这一优势并未有效转化为制造业的驱动力。

　　印度经济监测中心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失业率从今年5月的7%大幅上升至6月的9.2%，创8个月来新高。

　　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所长沙尔玛指出，尽管印度存在巨大的非熟练工人就业潜力，但能产生大量就业岗位的制造业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印度裔经济学家阿什卡·莫迪进一步指出，由于印度新增就业缓慢且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印度要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道路仍然十分漫长。

　　对于印度政府而言，就业难题可能导致印度的人口红利逆转为人口压力，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如何有效利用人口红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确保“在印度制造”不只是一个口号，已成为莫迪政府的一大挑战。

　　种姓歧视阻碍高效运营‍‍‍‍

　　还有专家指出，印度的制度环境存有制造业发展的隐患，而社会文化对制造业的适应性也存在一定不足。

　　制造业通常依赖统一的组织文化来实现高效率的生产，但印度文化高度分散的特点，使其难以产生群体凝聚力。尽管印度宪法明令禁止基于种姓的歧视，但种姓歧视在社会中仍顽固存在。

　　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彼此割裂，不同种姓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界限。高种姓往往不愿在低种姓的上司手下工作，曾有外企因为提拔低种姓员工而遭到抵制，甚至最低种姓群体“达利特”只能从事清洁、垃圾清扫等工作。这种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对制造业的高效运营构成了重大挑战。

　　此外，印度各邦的法规、规则和政策各不相同，对现行法律的主观解释也存在差异。印度南部地区较为富裕且历史悠久，而北部地区则相对贫穷。北印度人更倾向于使用印地语，而南印度人则主要使用英语或各自的官方语言。

　　印度中央政府规定印地语和英语同为官方语言，但各邦可以自行选择本邦官方语言。印度境内拥有1万以上人口的语言多达122种，印度宪法中列出的官方语言就有22种。如此多样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为印度的制造业发展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在今年6月结束的印度大选中，莫迪曾承诺，到2047年，印度将成为发达国家。他还誓言加速发展国家基础设施，并把印度建设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

　　有观察人士指出，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莫迪需要克服诸多障碍，必须直面印度发展不平衡、改革停滞和长期“艰难”的营商环境。可以说，在吸引和稳定外资的道路上，印度仍面临重重挑战，其当务之急是确保外资的安全，增强外资的信心。

　　文/陈晓阳

　　8月25日，中东又起战端。黎巴嫩真主党宣布成功地对以色列实施了报复行动，向以色列境内发射320枚火箭弹和大量无人机，命中14个军事目标。真主党宣称，此举是为报复以色列上月底暗杀该组织高级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而暗杀发生3周后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表示，原因之一是为加沙停火谈判留出时间。

　　加沙停火谈判已持续数月，至今仍未取得切实进展。就在黎以交火的同一天，新一轮谈判在开罗举行，不直接参加谈判的哈马斯也派出代表团，与斡旋方埃及和卡塔尔会晤并听取谈判结果。作为加沙战火的外溢，黎以冲突扑朔迷离。但左右地区局势的关键，依然是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斗争。

　　“彻底消灭”与“恢复战力”

　　随着本轮巴以冲突进入第11个月，转折点似乎即将来临。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此前也已表示，以军在加沙地带的作战已基本结束。

　　在以色列方面看来，哈马斯虚弱至极，即将被“彻底消灭”。事实是否如此？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些美国研究机构认为哈马斯保存了多数战斗力。哈马斯卡桑旅下辖的24个营中，只有3个营被摧毁；8个营具备有效战斗力，能够在加沙对以军发动地面攻击；13个营被严重削弱，仅能在加沙对以军发动零星的游击战。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六个月，哈马斯至少有7个营的实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以色列国防军、总理办公室对此进行了驳斥。以色列军方声明指出，哈马斯卡桑旅已几乎被打垮，多数营的战备水平非常低，不再具备作战能力。

　　以总理办公室的回复则更加明确，称哈马斯24个营中有22个被打垮，只有在加沙中部的两个营还具备战斗力。以色列认为人质可能掌握在这两个营手里，因而没有进行全面“清剿”。

　　尽管美以双方的评估差距甚大，但是仍然可以从中分析出一些基本事实。

　　首先，哈马斯作为一支军队还没有被消灭，不管拥有战斗力的营是两个还是8个。

　　其次，哈马斯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要么被打散，要么转入地下。

　　最后，哈马斯能够迅速恢复战斗力。在贾巴利亚难民营，以色列去年11月就宣布打垮了哈马斯，但今年5月返回时却遇到哈马斯3个营的顽强抵抗。在加沙城的加扎区，以色列已经反复进行过4次“清剿”。

　　哈马斯目前没有被消灭，未来也不太可能被消灭，这是以色列最不愿意看到和承认的基本事实。

　　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承受伤亡的能力低。哈马斯作为非国家行为体或一支抵抗武装，承受能力高，甚至愿意承担一切代价，只要抵抗运动、抵抗精神能够存续。

　　历次战争期间，以色列主要通过大规模突袭攻击哈马斯，战后快速撤军。有分析认为，以色列若全面军事占领加沙需要10万军队，且占领初期每天都会有人员伤亡，这是以色列不可承受之重，完全不在其选项之内。

　　“绝对安全”与绝望境地

　　哈马斯军事实力虽弱，却拥有一件“秘密武器”，这是哈马斯不能被彻底消灭的根本原因。这一“秘密武器”，以色列早年间也曾拥有。

　　1973年的秋天，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爆发前，时年31岁的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刚刚步入政坛。作为新当选的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拜登在拜会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时表示，担心阿拉伯国家很快会袭击以色列。

　　梅厄夫人回答：“参议员先生，别担心。在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中，我们有一件秘密武器——我们没地方可逃。”

　　彼时，以色列的生存权是阿以冲突的核心问题，阿拉伯国家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要通过战争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绝望情绪是以色列的“秘密武器”。

　　阿拉伯国家在前四次中东战争中均遭败绩，此后以色列的生存权再也没有受到严峻挑战。剧情迅速逆转，巴勒斯坦的生存权成为问题的关键。在拥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以色列面前，巴勒斯坦人似乎无处可逃。

　　在中东22个国家中，以色列是唯一的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人称“中东小霸王”。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以色列对土地的诉求日益膨胀。

　　1947年，以色列欣然接受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当时以色列国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6%、巴勒斯坦国占44%。

　　1993年，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国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78%、巴勒斯坦国占22%。

　　今年7月，以色列议会压倒性通过决议，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以色列将军事占领、控制、封锁整个巴勒斯坦。

　　2014年最后一轮巴以和谈失败后，以色列放弃谈判，不再相信相对安全，转而通过军事铁拳追求绝对安全。

　　以色列不仅在与加沙、约旦河西岸的边境修建隔离墙，而且为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修建隔离墙。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用700公里的隔离墙把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隔离开来，设置了700多个路障、140个检查站。在以色列的军事管制下，巴勒斯坦人不能进入犹太人定居点，甚至出入家门都需要穿越层层叠叠的军事检查站。

　　不论在加沙还是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都生活在以色列控制下的“露天监狱”里，以色列希望以此获得绝对安全。

　　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加剧了巴勒斯坦的绝望情绪。为获得绝对安全，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全面封锁政策，仅允许加沙人民维持最低水平的生存状态，以色列军方曾经根据人均所需热量计算每天允许进入加沙的食物量。

　　自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以来，几乎每隔几年就要爆发一轮加沙冲突，冲突的起承转结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循环。

　　起点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火箭弹袭击，高潮是以色列对加沙的大规模军事报复，结局是哈马斯受重挫、加沙面临人道主义危机、以色列放松对加沙的封锁，后续是相关各方酝酿下一次冲突。

　　哈马斯手里的“秘密武器”，就是51年前梅厄夫人所言“我们没地方可逃”，也就是加沙人的绝望情绪。

　　不对称的错位博弈

　　关于建国的道路，巴勒斯坦内部从一开始就有两派。

　　1987年哈马斯成立，主张武装斗争，不承认以色列，要求在传统巴勒斯坦100%的领土上建国，即“从（约旦）河到（地中）海”。

　　1988年，以法塔赫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承认以色列，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在传统巴勒斯坦22%的领土上建国。

　　随着巴以谈判的起起伏伏，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影响力呈“跷跷板”效应，当谈判有希望时，法塔赫影响就大，反之哈马斯就受欢迎。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斗争是一种不对称的错位博弈，而对于冲突的结果，双方使用的似乎不是同一个计量单位，都认为自己是胜利者。

　　以色列看重短期的、物质的、战术性的战果，哈马斯追求长远的、精神的、战略性的效果，这种博弈往往滑向最残酷的情境。

　　每次加沙冲突，哈马斯都受重挫，以色列获得战术胜利，哈马斯得到战略胜利。但是，每次加沙冲突都是巴以矛盾的新激化。

　　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认为哈马斯这个威胁不可控、不可管理，必须“彻底消灭”，因此要打一次不同的仗。现在，以色列可能必须承认，这轮冲突只不过规模更大、伤亡更多，同前4次并无本质区别。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生存权问题已有3000年历史，历经多次战争和流亡；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的生存权问题也已有近100年的历史，也经过多次的战争和流亡。

　　目前巴以之间的冲突仍在恶性循环，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巴勒斯坦建国、落实两国方案，是摆脱历史循环的唯一出路。

　　文/牛新春（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

　　巴黎奥运会开幕，吸引全球目光。奥运会历来被视为和平的赞歌，巴黎奥运村里也有一面“奥林匹克休战墙”。几天前，数百名运动员代表在这里发出呼吁——“给和平一个机会”。

　　在遍布巴黎的五环标识下，可以静思战争与和平。然而，还有多少人记得110年前的7月28日？

　　这一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叶落之前凯旋”的误判

　　历史的崩塌，往往只在一瞬间。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枪响，急剧恶化了国际局势。一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和平戛然而止。德皇威廉二世对出征的将士们许下诺言：“你们将在叶落之前凯旋。”

　　不只是柏林，莫斯科、巴黎、维也纳的统帅们期待的都是“速战速决”，筹划的都是一场普法战争或者日俄战争式的主力决战。然而，充满死亡与恐怖的一战最终持续了四年多，战火席卷欧亚非，吞噬了近千万人生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一道考题，但是110年以来人类始终没能就如何避免大战与冲突再起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结果是，人类能够终结一次战争与对抗却不能消除其根源，只能任其一次又一次地袭来。

　　在一战之后，是另一场更加残酷的世界大战。二战之后，虽然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争、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同样为祸人间。关键是，霸权国家对大战的物质和心理准备似乎较过去更为充分。君不见，持续了40年之久的全球冷战曾让全人类笼罩在核冬天阴影下，而当前美西方出现的“新冷战”逆流也正试图将30年的全球化成果撕为碎片。

　　可见，“以史为鉴”并不容易，有时甚至极为困难。

　　一战是一场漫长而血腥的世界性战争，所有投身其中的欧洲大国都蒙受了惨痛的损失，人们甚至对西方文明乃至人类理性本身的信心都严重动摇。问题在于，虽然可怕的伤痛足以震动人心，曾经不为人知的高层决策随着回忆录的出版和档案的解密也不再是一团迷雾，而对于应当从一战中吸取何种教训，至今仍然不乏歧见。

　　和平为何戛然而止

　　一战的悲剧性吸引了众多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关注，一批又一批负有盛名的主题专著不断出版。对于1914年为何“和平戛然而止”以及后世应当汲取何种教训，大致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所有大国对于战争的爆发都负有责任。

　　虽然英德之间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对抗是导致一战爆发的重要线索，但绝非唯一重要因素，甚至都算不上是战争的导火索。一触即发、难以回头的战争冲动，相互锁定、传导冲突的联盟承诺，汹涌澎湃、自食其果的民族主义，德国对沙俄不断兑现的战争潜力的恐惧，这些都使得发生于欧洲一隅的刺杀案最终演变为“没有一国想要”的全面战争。

　　正如开战时的英国财政大臣、日后凡尔赛和会上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言，“各国从战争的边缘滑入沸腾的大锅”。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更是用“梦游”来形容一战爆发前各国决策者的种种判断，并指出它们都源自当时欧洲的共同政治文化和战略心理。一言以蔽之，战争是一场各国共同上演的悲剧，而非一桩德国独自犯下的罪行。

　　第二种意见是德国要为战争的爆发承担绝大部分责任。

　　在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笔下，德国投身战争的原因既不是遭到脆弱而莽撞的盟友奥匈帝国的牵连，也不是外敌包围下过度惊惧而不得已地发动“预防性战争”，而是其保守政治精英有意推行的扩张性霸权追逐政策。就战争根源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并无区别，都是同一种扩张主义政策的终局。如果说其他国家对于战争爆发有什么重大责任的话，那就是它们对德国“遏制不足”，未能在“事前”就足够坚定地威慑住德国，例如英国在德国攻入比利时之前都不愿意与法俄正式结盟。当然，这种责任至多只是一种判断上的错误，而非道德或者法律上的不义与罪责。

　　说不通的“修昔底德陷阱”

　　很多时候，一些人“面向历史”，不是真的想要吸取经验教训，而是为已经作出的决定寻找包装的理由。

　　一百多年来，上述两种意见始终争论不休。每当大国关系重新紧张之时，争论还会变得愈加激烈，每个参与者都竭力从一战的历史中找到支撑自身看法的证据。过去数年，美西方政策和学术界一些人一直在比对中鼓噪，当今的中国是否与1914年的德国“相似”，中美关系又是否会是当时德英关系的“复刻”。

　　我们中国人普遍知晓这一联系的荒谬，但不妨耐心地看看其中究竟。

　　其实，一战并非是拿来衡量当今大国关系的唯一“镜鉴”，还有一些人拿伯罗奔尼撒战争来比喻当今的中美关系，其中最知名的衍生概念就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在修昔底德笔下，古希腊战争的根源在于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美国向来不惮于承认其对外政策就是要维护自身霸权，因此将这一逻辑套用于现在的中美关系。但问题是，在描述政治体制时，美国又将中国比为斯巴达，而以雅典自居。可以说，不论是将中国比作雅典还是斯巴达，对美国而言都颇为别扭。

　　对于试图利用历史来推销反华政策的人来说，一战显然是一个更好的素材。在这些人看来，如果用一战前的英德来做类比，身份“错位”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加码，不少人开始反复罗列中国与一战前德国的所谓相似之处。他们的预定结论非常清晰，正如德国要为一战的爆发背负全部罪责，中国也要为所谓“新冷战”的爆发承担全部责任；美国对华遏制只可能犯一种错误，那就是遏制的态度还不够坚决，手持的大棒还不够强硬。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以及其他很多西方名都大邑，沉重战祸中已经被揭示的诸多真正教训被弃置一旁。时至今日，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不仅没有让决策者们更加警醒，反而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能够“任意制造危机、随时管控危机”的盲目自信。

　　恰如一边高喊对中国“该竞争时竞争，必须对抗时对抗”，另一边又要“防止中美关系脱轨”的拜登政府，反复在南海和台海制造可能挑起冲突的巨大风险。其中最甚者，还在幻想用一场乌克兰式的“有限冲突”战胜中国。

　　深入一战历史则不难看出，过于紧密、盘根错节的联盟不仅会让冲突的火焰迅速蔓延，而且会让局势紧张螺旋式地加剧，让冲突的火焰更容易被点燃。然而，不论是在欧洲还是亚太，如今的美国都在打着“联盟现代化”旗号，让其安全承诺更加刚性、更加多边化。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华盛顿在亚太新建的多边安全架构已经到了“乱花迷眼”的地步，美日印澳、美日澳菲、澳英美、美日韩、美日澳等名词如同排列组合一般源源不断地出台，日韩澳新四国的首脑也已经连续两年参加北约峰会。基于联盟的美国“印太战略”正在打破地理的自然分隔，试图将亚欧大陆的两端变成一整个“大火药桶”。

　　并非“历史的宿命”

　　“经验和历史教授的是，国家和政府从未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也不会根据本应学到的教训而行事”。

　　诚如黑格尔所言。当前大西洋两岸对一战的讨论看似热烈犀利，细品却充斥着狭隘的偏见和自私的谬论。

　　回看历史，一战的发生正值英德所谓的“兴衰交替”之际。然而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大战到来的原因却并非是英德两国矛盾尖锐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就此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或许称不上是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果，更遑论大国的兴替一定会带来战争。

　　一言以蔽之，用一战溯源来立论“大国兴替一定会带来战争”，用110年前的英德关系牵强比附当前的中美关系，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我们应当从一战中汲取的最重要教训，就是绝不能做不负责任的宿命论者，甚至打着从历史中学习的旗号重蹈覆辙。一战爆发前，柏林、维也纳、莫斯科和巴黎的决策者们无不认为本国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拥抱“不想要的战争”。在当前的西方特别是美国，也颇有一些人在推销类似的宿命论，鼓吹一战前的历史正在重现、新的世界大战很难避免。对于他们来说，频频提到历史，并非是希望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从中吸取教训、避免战争，而是试图营造出一种战争总是会不以人的意志而到来的气氛。

　　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战争绝非不可避免。战争不是历史和人类的宿命，而只是少数人不负责任的选择。对于绝不重蹈历史覆辙，我们有理由保持自信。

　　与110年前相比，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进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两场世界大战的血腥和一场全球冷战的冷峻，让和平理念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是给人们看待和处理国际事务注入了新观念和新思维。与之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当今时代都具备更多有利于维护和平的因素。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让全人类的和平灯火长明不灭，我们责无旁贷，也必定成功。

　　文/肖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

　　图源/网络

　　在北京，相逢一笑泯恩仇。

　　4月，主角才“相逢”。7月，就有了泯尽恩仇的大和解。

　　7月23日，巴勒斯坦14个派别的高级别代表在北京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这是巴14个派别首次齐聚北京举行和解对话。就在不久前的4月，法塔赫与哈马斯率先在北京会晤，讨论结束内部分裂，为此次《北京宣言》的签署奠定了基础。

　　这是继去年沙伊复交之后，在北京达成的又一项历史性和解。

　　王毅外长点出了此次对话的四个“最”：

　　最重要共识是实现巴所有14个派别的大和解、大团结，最核心成果是明确巴解组织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最突出亮点是同意围绕加沙战后治理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最强烈呼吁是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实现巴勒斯坦真正的独立建国。

　　“比任何协议都走得更远”

　　作为第一次由非阿拉伯国家组织签署的巴内部和解文件，《北京宣言》在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和平稳定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巴勒斯坦民族倡议组织主席穆斯塔法·巴尔古提表示，《北京宣言》比近年来达成的任何其他协议都“走得更远”。

　　在巴勒斯坦主要派别中，只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加入巴解组织。哈马斯长期坚持在包括以色列领土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巴勒斯坦国，这也成为其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的主要矛盾之一。

　　此次《北京宣言》所明确的巴解组织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以及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实现巴勒斯坦真正的独立建国等相关表述，意味着巴内部同意就哈马斯加入巴解组织展开谈判，同时哈马斯也认可了“两国方案”，标志着巴内部达成和解真正成为可能。

7月17日，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中部努赛赖特难民营查看被摧毁的建筑物。

　　针对当前加沙冲突困境，中方提出“三步走”倡议：第一步是推动加沙地带尽快实现全面持久、可持续停火，确保人道援助和救援顺畅准入；第二步是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携手推进加沙战后治理；第三步是推动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并着手落实“两国方案”。

　　“《北京宣言》的签署为解决巴国内及中东地区冲突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外交再次为世界贡献正能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认为，“巴人治巴”是落实“两国方案”的前提，因此实现巴内部团结是关键。

　　他认为，在当今冲突不断的世界，通过和谈等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无疑是最优解决路径。这与美西方等国通过煽风点火、拉一派打一派，让冲突持久化的思路截然相反。

　　这一次，跨过分歧与裂痕

　　促成巴内部各派别，尤其是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和解十分困难。坚持“武斗”、不承认以色列存在合法性的哈马斯，与作为世俗民族主义力量主导巴解组织的法塔赫之间的敌意可谓由来已久。

　　1987年12月，以军坦克碾压巴勒斯坦车辆，造成4名巴勒斯坦工人死亡，导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哈马斯在这次抗议中崛起，因主张坚决抵抗以色列赢得了民心。1993年，美国促成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和解，并签订《奥斯陆协议》。哈马斯因拒绝承认以色列、反对巴以和谈而被巴解组织边缘化。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大选中获胜，引发巴政坛地震，随后宣布不再执行巴以停火协议。

　　此后，哈马斯与法塔赫围绕组建联合政府展开艰苦谈判，但两派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解决。2007年，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哈马斯武力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巴勒斯坦陷入分裂。此后的17年中，沙特、埃及、卡塔尔等地区国家以及联合国一直试图弥合这两个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分歧、促成双方和解，但始终困难重重。

　　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哈马斯作为冲突当事方受到重创，法塔赫则缺乏对加沙地带的实际控制权。因此，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巴内部派别和解大多持悲观情绪，不仅西方国家不看好，阿拉伯国家不看好，甚至巴勒斯坦内部也不看好。

　　“此次巴勒斯坦14个派别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寻求‘最大公约数’，符合巴勒斯坦人民的最高利益，这才是巴勒斯坦的出路。”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教授哈桑·拉杰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宣言》的签署代表着未来巴勒斯坦从长期分裂走向和解团结有了很大可能，这对巴以停火止战及加沙战后重建至关重要。

7月22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人们逃离家园。

　　当前，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持续9个多月，近日以色列又在曾经的“人道主义安全区”范围进一步下达强制撤离令，加沙人道主义灾难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表示，虽然巴内部政治派别众多，但主要矛盾一直是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分歧。此次《北京宣言》的签署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推动巴民族和解团结的新动力，为生死存亡关头的巴勒斯坦注入一剂强心针，为下一步巴以和谈及巴政治重建奠定基础，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新希望。

　　“中国所作的努力是罕见的”

　　《北京宣言》签署后，哈马斯政治局成员胡萨姆·巴德兰在声明中强调，签署该文件的地点很重要，因为中国“享有崇高的国际声望，并且坚定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方不断呼吁停火止战，强调落实“两国方案”这一根本出路，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今年4月，哈马斯和法塔赫代表应中方邀请在北京举行磋商。7月21日至23日，巴勒斯坦14个派别的高级别代表再次应邀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才促成了本次《北京宣言》的签署。

　　当被问到为何此次巴各派能在北京“相逢一笑泯恩仇”，巴尔古提用“正派且诚实”赞赏中国的作为。

　　他表示，中国愿意在不干涉内政的情况下帮助巴勒斯坦，加强巴勒斯坦团结，让巴勒斯坦人得到应得的东西——自由、独立、拥有主权国家的权利。法塔赫副主席马哈茂德·阿鲁勒也在《北京宣言》签署仪式上直言，中国对巴勒斯坦人民非常重要，“中国是一道光。中国所作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是罕见的”。

　　田文林认为，此次巴各派在中国斡旋下实现和解可谓水到渠成，其中原因既有中国持续的外交努力，也有冲突形势急需巴内部团结起来的客观因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得到巴各派认可，再次证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中国方案代表时代潮流、符合主流意愿、体现人民心声，因此在外交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反过来，中国不断取得的外交成就也会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沙伊复交以及《北京宣言》的签署，都是中国在中东地区长期外交政策结出的阶段性果实。”刘中民表示，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不断进行理论及机制创新，推动各方对话，不夹杂私利、秉持公平正义，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坚持国际社会不能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推动落实“两国方案”，因此在国际局势复杂、巴内部分裂严重的情况下仍赢得了地区国家尤其是巴各派别的信任。

　　他同时强调，《北京宣言》只是起点，巴内部想要真正冰释前嫌，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甚至中东和平进程，各派之间还需要广泛对话、深度磨合。

　　正如法塔赫发言人贾迈勒·纳扎勒所说：“前方的路还很长，大部分措施将在可能的停火后实施。现在最重要的不只是签署协议，而且是要执行它。”

　　文/蔺紫鸥

　　图源/新华社、外交部

　　也许别开生面，也许别扭半年。

　　7月1日，被欧盟多国视为“麻烦制造者”的匈牙利，接替比利时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当家”不到一周，麻烦就来了。法新社4日才披露，欧盟领导人对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即将访问莫斯科的传言极度担忧，5日欧尔班就到了莫斯科。

　　在欧尔班访俄前夕，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欧盟轮值主席国无权代表欧盟与俄罗斯接触。”

　　但正如没人能阻止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一样，也没有人能阻止欧尔班推进他的欧洲理想、访问他想访问的国家。

　　不一样的匈牙利

　　匈牙利2011年首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隔13年再次掌舵欧盟最重要机构之一。

　　“当家”一词只是比喻——担任轮值主席国没有多少实权，但能够将本国的优先事项提升至欧盟议程的重要位置，并引导欧盟成员国关于欧盟发展方向的辩论，可以促进本国利益和加强国际影响力。

　　匈牙利曾经是中东欧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优等生”，在北约和欧盟东扩第一波中加入。但当下在一些欧盟国家眼中，匈牙利却是“非主流”，其重视加强政府对媒体、司法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道德伦理的管理与规范等政策，被视为探索“非自由民主”道路。

　　欧尔班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独特性，从2010年起连任至今，是欧盟国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现任总理。匈牙利的政治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在欧盟独一无二，为其顺利履行主席国职责创造了有利的国内政治环境。但由于欧尔班政府经常公开反对欧盟的政策和立场，它在欧盟内面临极大的政治和金融压力。

　　匈牙利和欧盟，一个在稳定的政情中“叛逆”，一个在变动的时局中“守成”。可以预见，未来6个月对双方来说都将充满挑战。

　　艰难上岗路

　　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上岗前就已是荆棘满路了。

　　匈牙利将担任轮值主席国一职视为提出清晰欧洲发展愿景的机遇。从2023年6月起，匈牙利就开始为此做准备，首次成立了欧盟事务部来负责筹备工作。而欧洲议会和一些欧盟成员国将之视为“灾难”，多次试图阻止匈牙利担任轮值主席国。根本原因是匈牙利与欧盟存在价值观之争，且在俄乌冲突，对俄关系以及民主与法治等问题上，经常与欧盟“主流”背道而驰。

　　匈牙利多次阻止、淡化或延迟欧盟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的共同决策，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合作。欧尔班因此被贴上欧盟“挑衅者”和“麻烦制造者”的标签。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吉斯曾仔细统计过，“欧盟关于乌克兰的决议中约有41%被匈牙利抵制”。

　　2023年6月1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欧盟成员国阻止匈牙利担任轮值主席国。要改变轮值主席国的安排需要成员国全体一致决定，很难做到。尽管如此，欧洲议会的阻挠动作不断。

　　2024年1月18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匈牙利政府蓄意、系统地破坏欧盟基本价值观”，批评欧盟委员会过早解冻匈牙利102亿欧元欧盟资金；4月24日，又通过决议谴责匈牙利通过《保护国家主权法》（旨在防止外国个人和团体干涉国家内政）和建立主权保护办公室，认为此举违反了欧盟法律和民主标准，再次质疑匈牙利担任轮值主席国的资格。

　　也有一些成员国反对强制改变既定轮值秩序，特别是同样与欧盟存在法治和价值观之争的波兰。

　　时任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曾批评：“欧洲议会的决议违反欧盟的法律和规则，欧盟应该努力消除成员国之间的意见分歧，而不是对某些反对统一政策的成员国采取暴力行动，成员国的否决权应得到保留。”意大利副总理安东尼奥·塔亚尼也表示：“无论人们对欧尔班总理有何看法，谁都无法阻止一个成员国领导欧盟。”

　　随着匈牙利“当家”日期的临近，多国担心“援乌制俄”的泛欧议程可能被推迟，捷克等12个欧盟成员国敦促即将结束轮值任期的比利时加速涉俄乌冲突政治进程。由是，6月下旬，欧盟正式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批准了对俄罗斯的第14套制裁措施，并找到一个法律变通方案，以避开匈牙利否决欧盟利用俄被冻结资产所产生的利润为乌克兰购买武器。

　　这真有些油价上涨前彻夜排队加油的既视感。

　　复兴和变革

　　在非难杯葛中，匈牙利还是上岗了。

　　“让欧盟再次伟大”，是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口号。句式太熟悉，内容却不同。

　　匈牙利欧盟事务部长博考表示：“欧洲的船没有驶向正确的方向，匈牙利轮值主席国肩负政治责任——展现出变革的可能性并让欧洲保持变革的希望。”

　　“让欧盟再次伟大”，旨在复兴和变革欧盟，有三层含义：

　　一是匈牙利将奉行强有力的欧洲政策；

　　二是欧盟成员国团结起来比单打独斗更为强大；

　　三是欧盟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全球参与者，自主决定战略利益。

　　20世纪70年代由匈牙利人发明的彩色魔方，也成为此次轮值主席国的标志。魔方象征着匈牙利人的聪明才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欧洲事务的复杂性。魔方由27个元素组成，与欧盟成员国的数量一致，寓意欧洲的团结。

　　寻求“针对欧洲真正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匈牙利想实现七个目标：恢复欧盟竞争力、加强欧洲防务政策、推动欧盟扩大进程、打击非法移民、塑造未来凝聚力政策、制定以农民为中心的欧盟农业政策、解决人口下降问题。

　　博考强调，和平是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基石和七个目标的基础，“匈牙利最关心的是避免俄乌冲突升级和促进外交解决冲突”。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两年多来匈牙利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6月16日，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在瑞士和平会议上表示：“匈牙利实际上是最后一个没有与俄罗斯切断联系的欧盟国家。由于与俄罗斯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匈牙利已准备好对俄罗斯进行调解。”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尔班不仅努力促使匈牙利远离战争，成为欧洲的“和平之岛”，而且积极推动欧洲更接近和平。7月2日，即匈牙利担任欧盟主席国的第二天，欧尔班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总理首访乌克兰，这是他时隔12年后访乌。

　　欧尔班指出：“和平问题不仅对乌克兰很重要，对整个欧洲也很重要。匈牙利不是反对乌克兰，而是反对战争。”他建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考虑停火，然后再进行和平进程谈判。

　　在访俄之前，欧尔班还表示，匈牙利不会做出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定，但会通过更好地了解俄乌双方的立场，提交给欧洲理事会一份关于和平可能性的报告。

　　力推欧中合作

　　增强欧洲竞争力，是匈牙利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核心目标。这一目标得到欧盟三个大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支持。

　　这一目标也与中国相关。

　　匈牙利政府认为，加强欧中关系，将极大促进欧洲竞争力。西雅尔多日前表示：“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是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他指出，欧中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务实合作基础之上。与中国企业的密切合作，是欧洲汽车制造商电动化转型战略的必备条件，将对欧盟恢复竞争力和环境保护发挥重要作用。而惩罚性关税和贸易限制，将会破坏互利共赢的欧中合作。

　　7月2日，欧尔班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匈牙利主张开放经济和国际合作，认为健康的竞争和最佳技术的应用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在电动汽车的研发和生产方面，出台阻碍行业参与者、给人民带来负担的法规不可持续。匈牙利的目标是推动欧盟成员国抛开意识形态争论，达成新的‘欧洲竞争力协议’。”

　　在此背景下，匈牙利对欧中合作的积极推动，当然值得期待。而阻碍与难度，显然是不容低估的。

　　从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第一天起，其政治抱负就遭遇了阻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依照惯例应该到访，以与轮值主席国政府进行磋商，但她没有遵循这个惯例。在7月中旬欧洲议会首届全体会议上，欧尔班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就轮值主席国的优先事项发表讲话。

　　面对欧洲政治现实，变革肯定是困难的。但匈牙利并不是“孤勇者”，无论是经贸议题还是外交安全议题，在欧洲都有和匈牙利同声相应者。

　　比如欧盟自7月5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就引发欧洲多国政商界人士广泛担忧和反对，他们认为这不符合欧洲汽车工业和消费者利益，将阻碍行业创新与发展，并危及欧洲能源转型前景。

　　6个月，对于欧盟来说确实太短。和平与变革，都是一条漫漫长路。捷克参议员汉普洛娃看好匈牙利的轮值使命：“匈牙利是一个自信的国家，即使作为欧盟成员国，也从未失去过民族自豪感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我希望匈牙利通过明确支持民族国家独特性，真正开始重建强大欧洲的进程。”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姜琍

　　图片/新华社、网络

　　从太空看地球，宁静而美丽。从北极看世界，就明显没有这般超然了。

　　比如北冰洋上的斯瓦尔巴群岛，虽已是“北极熊比人还多”的极地，却难以摆脱地缘政治的影响。斯瓦尔巴群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谁控制了它，谁就控制了从北大西洋进出北极的通道。

　　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下，斯瓦尔巴群岛也面临更多的争斗。最近，挪威政府就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群岛管理的新报告，矛头所指不言而喻。

　　历史与现实纠缠，事情没那么简单。

　　北极冷岛

　　斯瓦尔巴，挪威语中意思就是寒冷的海岸。斯瓦尔巴群岛位于北极圈内、距离北极点1750公里，与挪威本土和北极点处于一条直线上，面积6.1万平方公里，居民3000人左右，多集中在首府朗伊尔城。这里是最接近北极的可居住地区之一。

　　这是在斯瓦尔巴群岛拍摄的煤矿遗迹。

　　斯瓦尔巴群岛早在12世纪就被发现了，但几百年里鲜有人问津。1596年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支在试图寻找通过东北航道通往中国的路线时，重新发现了这些岛屿，自此这里的人类活动日益增多。17世纪，捕鲸曾是该群岛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18世纪则以狩猎和科学考察为主。在20世纪，采矿业成为群岛的主要经济活动。自1990年以来，旅游业逐渐成为挪威和俄罗斯在群岛定居点的重要营生，冰川、北极熊和历史遗迹等是游客们的兴趣所在。

　　在“无主”状态持续数百年之后，1920年《斯瓦尔巴条约》确定群岛主权归属挪威。二战后，斯瓦尔巴群岛经历了显著变化，随着经济活动向可持续实践的转变，矿业由盛转衰。冷战时期，斯瓦尔巴的战略重要性凸显，也曾引起全球大国的军事关注。

　　不过，《斯瓦尔巴条约》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群岛保持了非军事化状态，并且鼓励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这促成了多个国际研究站的建立，增强了斯瓦尔巴作为北极研究和环境监测中心的特殊地位。目前，群岛上除了中国的黄河站，还有挪威、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印度、美国等国家的十几个野外观测和考察站。

　　中国科考队员6月在斯瓦尔巴群岛采样。

　　斯瓦尔巴群岛是全球纬度最高的常年科学研究站所在地。因其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挪威政府还在这里建造了全世界最大的植物种子库，储藏着地球上129万种种子的样本，以防环境变化或者发生物种灭绝，确保地球生物的多样性。

　　北洋遗约

　　20世纪初，群岛上发现了煤炭，此后俄罗斯和挪威开始上岛开采，其他周边国家也垂涎于群岛的资源。多个国家博弈不断，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

　　巴黎和会现场。

　　直到1919年巴黎和会，群岛的归属才开启最终解决进程。参加和会的各国专门拿出时间讨论了群岛的主权问题，当时的英国、丹麦、挪威、荷兰都想将该岛据为己有，欧陆大国法国也心有不甘，谋求分一杯羹。

　　彼时一战刚刚打完，各国都不愿意再次兵戈相向，一个“共同治理”的方案应运而生，主张斯瓦尔巴群岛对全部协议国开放，但是不能在岛上部署军队和军事设施，大家共同开发岛上的资源，平等地在岛上进行活动。1920年，18个国家签署《斯瓦尔巴条约》，承认群岛归挪威管辖，而其他国家在岛上有从事贸易、通商、研究和开发的权利。到1925年，又有33个国家签署了协议，其中也包括中国。

　　1919年，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

　　1919年巴黎和会，是北洋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和会上，列强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转交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随后爆发。一个多月后和约签署时，顾维钧等中国代表选择拒绝出席签约仪式。这是一段辛酸悲愤的往事。

　　对于斯瓦尔巴群岛，北洋政府一开始并无兴趣。但1920年就签署了《斯瓦尔巴条约》的法国为增强自身话语权，一心想拉更多国家加入。1925年，在法国政府的不断催促下，经历数次军阀混战后重新上台的段祺瑞才确认条约内容并签署加入。而此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这一条约很快就被国人遗忘。虽然经历了签约史实的湮没与再发现的曲折过程，但1925年的这次“无心插柳”，最终成为此后中国加入北极研究的国际法依据之一。

　　北约焦虑

　　《斯瓦尔巴条约》已历经百年，如今的相关争论又让人想起巴黎和会时的激烈博弈。一些西方学者表示，尽管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或芬兰可能成为俄罗斯挑战北约的下一个目标，但可能性更大的目标是斯瓦尔巴群岛。

　　6月拍摄的斯瓦尔巴群岛冰川。

　　挪威高等武装部队学院研究员卡伦-安妮·埃根表示，莫斯科最近有关斯瓦尔巴群岛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俄罗斯计划对该挪威领土采取行动，将其作为俄北方新战线的核心部分。

　　埃根指出，相比过去，俄罗斯官员的相关表述越来越强硬。例如俄副总理尤里·特鲁特涅夫在今年2月将斯瓦尔巴群岛局势与俄乌冲突进行了类比，强调俄罗斯不能在任何现有利益上让步。而在军事方面，埃根认为俄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军演，也有可能是为在该地区开展军事行动做准备。今年5月，俄罗斯就在未告知挪威方面的情况下，在群岛附近的巴伦支海区域动用俄北方舰队开展了搜救演习。

　　实际上，埃根的论断并无令人信服的依据，而更多地反映了挪威方面的心态。

　　挪威是北约成员国，但根据《斯瓦尔巴条约》的规定，该群岛已解除军事武装。也正是由于该条约强调斯瓦尔巴群岛的中立性，北约内部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即如果俄罗斯采取行动，北约所有成员国是否都愿意援引《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款，将此视为对全体北约成员国的攻击。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此前一再重申，“对斯瓦尔巴群岛的任何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整个北约的攻击，从而引发第5条款反应”。然而，斯托尔滕贝格是挪威人，他的话似乎更多地反映了奥斯陆的希望，而不是所有北约国家的立场。

　　尽管局势紧张，一些俄罗斯企业仍在考虑组织游客前往斯瓦尔巴群岛旅游。根据1920年的条约，各国前往斯瓦尔巴群岛旅游的游客并不需要签证。

　　6月拍摄的斯瓦尔巴群岛首府朗伊尔城。

　　在政府层面，俄罗斯似乎也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群岛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几年前，为了纪念《斯瓦尔巴条约》签署100周年，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曾表示希望与挪威政府就岛屿管理问题进行“双边磋商”，但却被挪威政府拒绝。

　　5月31日，挪威司法大臣梅尔在朗伊尔城向挪威议会提交报告，提出了加强管控群岛的目标，“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斯瓦尔巴群岛的治理必须继续保持可预测性并保持稳定。我们希望加强国家控制并支持挪威在该群岛的存在。”报告公布了多项措施，包括赋予国家更大的权力。挪威政府还计划通过限制群岛上的人类活动范围来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

　　芬兰学者斯特皮恩表示，挪威还在该地区推行了语言政策，“许多以前用英语提供的服务现在只能用挪威语提供，尽管那里的大多数交流都是用英语进行的”。

　　北冥有邻

　　长期以来，俄罗斯被视为斯瓦尔巴群岛和北极历史探索的绝对先驱。17世纪，俄罗斯波莫尔人冒险进入北极寻找海象、海豹和其他宝贵资源。波莫尔人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了季节性狩猎营地，留下了他们存在过的考古证据，例如狩猎工具和简单的住所。

　　斯瓦尔巴群岛最著名的俄罗斯定居点是巴伦支堡，以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支的名字命名，这里最初是一座采矿小镇，如今成为该群岛的第二大定居点。该镇是苏联时代建筑和规划的生动典范，拥有特色建筑和纪念碑。尽管煤炭行业衰落，但巴伦支堡仍然有人居住。这座小镇现已成为一个文化前哨，展示了俄罗斯人在北极的传统和生活方式。

　　斯瓦尔巴群岛居民认为，岛上挪威和俄罗斯定居点的关系历来良好，即使在冷战期间也是如此。但这种情况在2022年发生了变化，当时巴伦支堡和朗伊尔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商业联系被切断。

　　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活动也在斯瓦尔巴群岛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从冰川学、地质学到气候科学和生物学等广泛研究领域都作出了贡献。据悉，俄罗斯计划在群岛为国际合作伙伴建造一座科学综合体，并邀请合作伙伴加入在皮拉米登建造的新科学中心，以期为这个已经人口稀少的小镇带来更多人流。

　　然而，随着俄乌冲突后西方国家不断加码对俄制裁，挪威政府对俄戒心明显增强，表示“需要对斯瓦尔巴群岛进行明确而有力的研究管理”，并将为此建立“斯瓦尔巴科学办公室”。

　　很多学者担心，限制科学交流的政策取向会影响北极圈研究。尽管不同于南极，斯瓦尔巴群岛是挪威的领土，但是长期以来各国在此持续开展极地研究的活动应该得到保证。

　　也有当地居民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勘探、商业利益和科学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群岛独特的地位，俄罗斯对斯瓦尔巴群岛历史和文化的贡献是该群岛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明了北极历史的多样性和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联。

　　在大连海事大学教授马明飞看来，俄罗斯和挪威政府在斯瓦尔巴群岛问题上各有侧重和考量。俄罗斯凭借其历史和科研贡献在群岛上占据重要地位，而挪威作为主权国承担着管理和规划的重任。两者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无疑将影响斯瓦尔巴群岛的未来发展。他认为，面对当前地缘冲突和国际形势变化，各方更须保持冷静与克制，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就科学研究而言，不应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应使其成为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桥梁。

　　文/光明日报记者 邓宇飞

　　图片/新华社、网络

　　美国当地时间5月30日，经过两天的闭门审议，纽约曼哈顿一家法院由12人构成的陪审团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裁定前总统特朗普“封口费”案所涉34项罪名全部成立。主审法官胡安·梅尔尚决定于7月11日举行量刑听证会并宣判。

　　如此，特朗普成了美国历史上首位被裁定有罪的前总统。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不到六个月，兼具“前总统”和“候选人”双重身份的特朗普“戴罪”竞选，其引发的民众反馈和政治效应构成了透视当前美国政治生态变化的特殊切入点。

　　案情回顾

　　“封口费”案是目前针对特朗普的四起刑事诉讼案中，唯一一个在11月大选投票日之前开庭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案件。陪审团裁定，特朗普为隐瞒“封口费”而伪造商业记录，违反纽约州相关法律，所有刑事指控成立。

　　2023年3月，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宣布对特朗普的指控，称特朗普伪造商业记录以对选民隐瞒负面信息和非法活动。涉案的13万美元“封口费”，是特朗普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委托其律师迈克尔·科恩向成人电影女演员丹尼尔斯支付的，目的是避免后者声称与特朗普有染的桃色丑闻影响选情。

　　“封口费”案的背景可追溯至2006年。丹尼尔斯称在一场名人高尔夫比赛中认识了已婚的特朗普（时年60岁），并在之后近一年中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十年后，在特朗普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丹尼尔斯通过经纪人寻求向媒体披露此事。据报道，特朗普得知后，派其私人律师科恩向丹尼尔斯支付了13万美元“封口费”，此事才在当年大选期间得以平息。

　　2018年，美国媒体曝光“封口费”事件。同年4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持搜查令突袭了科恩在纽约曼哈顿的办公室和住家，并取走相关文件，以其涉嫌竞选财务违法等理由开展调查。

　　检方认为，特朗普在大选年支付的“封口费”原则上应属于竞选经费，而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竞选资金应该予以披露，否则为犯罪行为。然而这笔费用却被蓄意伪造成“律师费”，分期返还科恩此前垫付的款项，目的正是掩盖其违反纽约州和联邦选举法规的行为。

　　选情摇摆

　　路透社报道称，伪造商业纪录罪在纽约州至多获刑4年监禁，但实际判决中通常获判较短时间监禁、罚金或缓刑。特朗普即便被判入狱服刑，仍可继续竞选总统，甚至可在胜选后宣誓就职。

　　美国法律界普遍认为，鉴于其年事已高、所犯罪行为非暴力犯罪，特朗普不太可能因为相关罪名成立而在7月11日被法官判决入狱——他更有可能面临罚款或缓刑。特朗普方面必然会向曼哈顿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从而将最终判决拖延至大选以后。

　　获罪的特朗普肯定还会继续参选。美国宪法中没有任何条款禁止犯有重罪的人参与竞选或担任总统，这意味着曼哈顿法院的有罪裁定并不会在法律层面构成特朗普继续参选甚至当选的障碍。美国宪法对总统候选人仅有三项要求：必须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年满35岁且在美国居住至少14年。

　　特朗普在裁决后立即发表声明，一如既往地攻击审判是一场“被操纵的”政治迫害行动。特朗普坚决否认“封口费”案全部指控，也否认与丹尼尔斯有染，一直强调本案及他所受另外三起刑诉均有政治动机，是拜登的民主党盟友意图施加政治伤害。

　　将法律与政治问题挂钩，显然是特朗普团队应对所有刑事指控的主导策略。特朗普将自己塑造成民主党当局司法迫害的对象，希望以此进一步激起公众的同情，拉拢更多支持者。

　　的确，陪审团裁决公布后，支持特朗普的筹款网站迅速募集到了数百万美元，甚至有网站一度因访问人数过高而崩溃。在舆论界，确实一直有特朗普会因涉罪而更受选民支持的说法。

　　但实际上存在另一种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基于当前美国政治日趋两极分化的事实，无论特朗普是否被判有罪，真正受到判决影响的摇摆人群只是少数。正如一些美国媒体所言：有罪判决并不会让公众对于特朗普有新的认识。换言之，保守派和自由派支持者们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投票倾向，不大可能受司法判决的影响。大量民调数据也支持这一判断：当前的刑事判决仅仅影响少数人（约6%）的投票倾向。

　　通过更进一步分析则可以发现，少数人的摇摆对特朗普团队而言并非好消息，有罪的判决结果可能影响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选情。根据彭博社和美国晨间咨询公司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民意调查，如果特朗普被定罪，53%的关键摇摆州选民将拒绝为他投票。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和益普索集团的另一项民调显示，定罪或将使特朗普失去三分之一以上独立选民的支持。鉴于特朗普与拜登的总体民调相持不下，双方核心选民群体即使少量流失都有可能对选举结果造成实质性冲击。

　　结局难料

　　“这件事还远没有结束。”特朗普在离开法庭后抨击了法院的裁决。然而，此时的特朗普似乎不如以前那样意气风发，倒是看上去心事重重。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迈克·约翰逊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天是美国历史上耻辱的一天。”当然，他只是以历史之名，抨击民主党搞政治迫害。

　　而历史确已改写。在特朗普之前，从未有在任总统或前总统被指控犯罪。在获罪边缘走过一遭的美国总统，倒是有过那么几个。

　　1872年，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因为在华盛顿驾驶马车超速被一名黑人警官拘捕，后在警局缴纳罚款后获释。

　　1974年，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宣布辞职以避免被国会弹劾，其继任者福特则在上任后针对尼克松在任期间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宣布“给予全面且无条件的赦免”，帮助尼克松免于牢狱之灾。

　　1998年，克林顿总统因在莱温斯基丑闻调查中涉嫌伪证罪和妨碍司法公正被众议院弹劾，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民选总统，但由于在参议院投票中弹劾票未能超过三分之二，参议院宣布克林顿无罪。

　　如果说格兰特“马车超速案”往往被当作名人轶事，公众多持宽容态度而不以为意，尼克松弹劾案与克林顿弹劾案对两位总统的历史定位、政治遗产和公众形象则产生了严重的打击。作为一国元首，身陷政治丑闻和法律争议，即便未能定谳成罪都形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遑论已然定罪。

　　更何况，特朗普还面临其他三起更加严峻的刑事诉讼案：试图影响佐治亚州2020年大选结果；涉嫌在2020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中煽动暴力；涉嫌在离任后以不当方式处理敏感文件。但由于这三起案件的审理已被推迟，因此不太可能在11月大选前结案。

　　美国宪法并不禁止“戴罪”竞选，乃至“戴罪”任职，在任总统更享有司法豁免权。因此，特朗普希望通过赢得本次大选而获取法律转圜余地的内在动力将更为强劲。至于戴罪当总统还有多少合法性，相信特朗普对此并不关心。

　　大多数共和党人也不会关心。在华盛顿政治高度对立的当下，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早就按党派严格划界，理性规范已让位于煽情口号，相互间的“政治迫害”也并非全是想像。如今的美国，“以权力制衡权力”正在快速异化为以身份政治为基础的无底线相互攻讦，这倒是给了特朗普继续参选的底气乃至胜选的希望。

　　政治与法律纠缠，民情与舆论纷乱。大结局也许正像特朗普所说，“真正的判决”将在11月总统选举时见分晓。

　　文/黄海涛（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