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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下,科技发展为中华传统礼俗传播与创新提供契机。但现代化进程加速与全球化浪潮席卷,让乡村礼俗传承面临挑战与困境。乡村人口向外流动使传统礼俗传递链条被打断,礼俗全貌模糊不清。社会结构改变及多元价值观念,削弱了传统礼俗的地位与影响。随时代变迁,部分礼俗异化,高价彩礼等陋习成为负担。此外,传承机制创新不足致使礼俗当代转化缺乏有效平台与途径。如何创新中华传统礼俗传播使其与乡村治理密切链接?这是当代乡村振兴语境下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华传统礼俗传播的治理价值
作为乡土社会文化基因与行为规范,中华传统礼俗承载着“孝悌忠信”等核心价值,在乡村治理中曾发挥“止邪于未形”的教化功能。乡土社会形成的血缘、地缘纽带,使礼俗具备“熟人社会”接受优势,其伦理规范能弥补现代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情感缺口。传统礼俗与乡村治理内在契合,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下,礼俗传播已从文化传承向治理效能转化,构建起其治理价值的新支撑。
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礼俗通过婚丧嫁娶、岁时节令等集体实践,强化村民认同感与归属感。礼俗的互助协作模式为社区治理提供实践智慧,礼俗的教化功能可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认同,礼俗现代化让乡村治理变得更高效。如礼县朱磨村红白理事馆成立以来,累计服务红白事37场,备案率与公约执行率均达100%,全村非必要宴请同比减少10余场。
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传统礼俗创新转化助力增强村民文化认同。徽州古村落东亭村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治理要求融合,创新推广“讲道理”治理品牌。这不仅是回归传统,更是创造性重建乡村文化认同。
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全面发展。传统礼俗与现代治理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传统礼俗中诚实守信等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呼应,为文明乡风建设提供本土化载体。如天祝藏族自治县炭窑沟村推动移风易俗与乡村治理融合,探索出以“小改变”推动“大文明”乡村治理新路径。
中华传统礼俗传播与乡村治理的融合路径分析
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本质上是“礼俗社会”,礼俗是村民情感表达和人伦关怀的重要方式,是社会平衡机制有益补充,可见传统礼俗是乡村治理的宝贵资源。要建立传统礼俗创新调适机制,需结合乡村治理实际,从文化、制度、实践三个维度推进,实现礼俗传播与治理需求的深度融合。
以文艺载体传播文明新风。江西石城县丰山乡,“以戏育村”走出乡村善治新路子。丰山乡依托深厚戏剧文化底蕴,探索“以戏育村”治理模式,将移风易俗理念融入戏剧活动。“以戏传声”让新风入脑入心,“以戏宣法”讲透规矩,“以戏促调”笑着化解矛盾,“以戏代宴”节俭有滋有味。打破常规枯燥理论宣讲,“理论课”转化为通俗易懂“地方话”,让群众在戏剧的悠扬韵律中感受传统之美、体悟家国情怀。
以村规民约重构乡土秩序。村规民约在我国乡村治理中有悠久历史,成文乡约始于宋代,其最初不是官府颁布的法令或敕条,而是乡民自愿完成的“约定”。现多地制定符合时代要求村规民约,实现“软引导”与“硬约束”结合。如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镇东亭村成立红白理事会,主导制定《东亭村红白喜事操办规定》,并融入村规民约,明确“五限标准”——彩礼限价、宴席限桌、礼金限数、流程限奢、表演限行。
以新型空间承载礼俗功能。创新乡村实体空间,让移风易俗有可操作平台。如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固城镇朱磨村,破旧俗树新风
小理事馆撬动乡村大文明,创造性利用闲置校舍改建“红白理事馆”,成为破除陈规陋习“前沿哨所”。在1425平方米公益性服务场所内设标准化宴席区,可同时容纳32桌256位宾客,提供从申请、筹备到执行全流程的免费服务。理事馆明确“三限标准”:婚宴每桌不超过300元、12道菜品,随礼金额不超过30元。
以文化仪式重塑乡村道德。河南省驻马店平舆县用“饺子宴传孝道”等方式劲吹文明风,在移风易俗中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该县的万金店镇土店村每月1日和15日举办饺子宴,村里60岁以上老人齐聚,在饺子香气中品尝美食、观看演出,同时举行“好媳妇”“星级文明户”的评选,让孝文化在乡村落地生根,形成白事简办、抵制高价彩礼的共识。
构建“家—村—乡”三级传播场景。传统礼俗传播根基渗入日常生活,需构建从家庭到乡镇分层落地体系。在家庭层面,将礼融入家庭教育,培养成员道德规范,将“诗礼传家”传统转化为家风建设实践。在村落层面,依托祠堂、广场等公共空间,举办节日庆典、非遗展演等活动,如安徽徽州古村落通过民俗活化实现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协同,村民在参与中认同礼俗价值。在乡镇层面,打造礼俗文化品牌,如甘肃省临洮县打造“德美陇塬・守望幸福”集体婚礼品牌,推动礼俗新风跨村域传播。
聚焦“移风易俗—社区治理—产业融合”效能转化。传统礼俗传播终极目标是服务乡村治理实践,在具体领域要实现效能落地。在移风易俗领域,礼俗传播在陋习整治中有实效,临洮县针对大操大办等陋习,通过小品演绎、红白事监管等方式,累计为群众节省超300万元开支。在社区治理领域,借鉴传统乡约协商机制,建立“礼俗议事会”化解邻里纠纷、协调公共事务,提高基层治理参与度。在产业融合领域,将礼俗文化转为发展动能,开发非遗文创、民俗旅游等产品,如2022年全国民俗相关产业规模超3000亿元,文化传播与经济振兴双赢。
中华传统礼俗传播与乡村治理融合的机制保障
机制是中华传统礼俗传播与乡村治理融合效能转化的核心保障,需围绕“主体协同、内容转化、反馈优化”构建闭环体系,实现礼俗从文化符号到治理工具的系统性升级。
传统礼俗传播需要与治理主体合力推动,临洮县的实践表明党建引领能为传统礼俗传播提供方向保障。将婚俗改革纳入基层党建重点任务,党员家庭带头践行“零彩礼”,能够形成“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效应。新乡贤作为礼俗传播天然载体,兼具文化权威与群众信任,基于本土经验的阐释让礼俗内涵更易被接受,正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所强调的,新乡贤的榜样力量能有效引导乡民思想行为。群众自治组织是传播落地关键,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可制定实操规范、监督村民自觉按礼俗行动。
礼俗传播生命力在于与时代需求适配,需在剥离糟粕后注入现代治理内涵。这种转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价值提纯,从《朱子家礼》等典籍中萃取敬长爱亲、邻里互助等核心精神,对接乡村振兴中的家风建设、文明乡风需求;二是形式创新,如临洮县将传统“三书六礼”与现代婚姻理念结合,办“零彩礼”集体婚礼,守护文化根脉又抵制陋习,实现“旧仪式”承载“新价值”。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将家礼、乡约等传统形式与生态保护、基层协商等现代治理议题结合,礼俗从生活规范化为治理准则。
礼俗传播治理效能需要制度保障与实践反馈持续优化。在制度约束端,礼俗纳入村规民约,建立“承诺—公示—监督”机制,如衙下集镇通过公示红白事标准、道德评议会动态,让礼俗规范从“纸面”落到“地面”。在文化浸润端,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设“婚俗改革大讲堂”、文化墙张贴主题海报等方式,实现理念传播常态化。在服务支撑端,推行“新风礼堂”等一站式服务,降低村民践行新礼俗成本,“倡导有回应、实践有保障”达成良性循环。
数字技术为突破礼俗传播时空限制、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新路径。在记录留存层面,3D建模、VR/AR技术数字化保存及构建传统民俗仪式,保障文化传承,又为远程传播提供可能。在传播扩散层面,短视频平台、乡村大喇叭等“线上+线下”渠道,将内容化为通俗音频、本土小品,如临洮县自编《主任嫁女》以百姓视角传递文明理念,打造“田间地头的价值观课堂”。在治理协同层面,探索“智慧村规民约”建设,数字技术优化红白事申报、礼俗实践监督等功能,提升传播与治理精准性。
制度协同为支撑,推动“礼俗规范—村规民约—政策导向”衔接适配。实现礼俗价值与正式制度协同互补:内容衔接,传统礼俗中合理成分转化为村规民约条款,“丧事简办”等纳入村民行为准则,让礼俗约束有制度背书;功能互补,发挥礼俗在情感调节、道德教化中优势,弥补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柔性不足,形成“法安天下、礼润人心”治理格局;政策引导,地方政府将礼俗创新传播纳入乡村振兴考核,通过资金支持、表彰等方式,激励乡村开展礼俗转化实践。
中华传统礼俗传播与乡村治理的融合路径探索未来展望
从实践探索到制度构建,传统礼俗与乡村治理体系深度融合需进一步探索。
政策引导与基层创新相结合。需要上级政府政策支持,并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各地探索个性化融合模式。
传统精华与现代理念相贯通。建立健全乡村社会教育体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农民。
典型示范与全域推进相协调。甘肃省礼县深谙“典型引路、以点带面”之道,在移风易俗工作中探索出“村民自治+制度约束+服务赋能”新路径。这种培育典型、总结经验、逐步推广模式,能扎实推进融合工作。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中华传统礼俗创新传播,本质是文化价值与乡村治理需求的精准对接,通过多元融合路径,传统礼俗转化为乡村治理的“活资源”。当传统礼俗的伦理内核与现代治理需求形成共振,既能守护中华文化根脉,又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精神动力,实现“文化兴则乡村兴,礼俗正则治理顺”的美好图景。中华传统礼俗与乡村治理体系融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健全乡村振兴中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当传统礼俗与现代治理相融合,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也能为全球乡村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作者:赵智敏,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宋婷婷,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