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等政策相继落地，青年人才回流乡村创业已成为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的“特殊力量”。据统计，当前我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超1200万人次，投身乡村创业浪潮的青年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媒介的商业化应用不仅带动乡村数字经济崛起，更在重塑城乡产业格局的同时，推动城乡二元结构向融合发展转型，进而促使青年群体的职业观念发生深刻转变。然而，返乡创业青年的身份建构之路并非坦途。“乡土熟人社会排斥”的现实壁垒、“城市现代性疏离”的心理落差、“创业角色模糊”的定位困境，让他们在“城市客人”与“乡村主人”的身份转换中频繁遭遇价值失焦，亟需通过身份韧性的培育打破困境。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依托数字媒介实践，有效增强返乡青年创业的身份韧性？这不仅关乎返乡青年能否实现个人社会价值与创业目标的统一，更直接影响到乡村社会结构的重塑与地方产业动能的持续提升。而深入探究数字媒介实践与返乡青年创业身份韧性建构的内在关联，正是破解这一命题的核心所在。

　　基于数字身份融入的返乡青年创业身份韧性建构的屏障

　　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看，乡村熟人社会以地缘、血缘为核心形成的强关系网络，构成了相对封闭的社交与文化圈层，差序格局下的信任体系对返乡青年的身份融入形成天然壁垒。返乡青年虽具备本土出身的地缘基础，但长期城市生活塑造的现代性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已与乡村传统的人情伦理和集体规范产生区隔，易被乡村居民贴上“半个外人”的社交标签，陷入“本土非归属”的信任困境。而数字媒介建构的弱连接社交资本，虽打破了地域限制，却因缺乏熟人社会中的情感黏性与信任基础，与乡村固有的强熟人网络形成互斥。尽管返乡青年通过数字平台获取的政策信息、资源对接渠道，但往往因“关系不熟”难以转化为实际支持，导致其数字身份与乡村社会身份的割裂，削弱了身份韧性建构的社会基础。加之，乡村居民对直播电商、文创产品开发等数字商业行为的认知偏差，本质上是对“数字现代性”与“乡村传统性”冲突的直观反映，使返乡青年的创业实践难以获得文化层面的合法性认同，使其始终处于乡村社会的边缘状态，数字社交层面的浅层认同无法转化为深度的乡村归属感。

　　创业资源的碎片化困境从物质维度直接制约返乡青年创业身份认同的稳定性，而数字媒介本应具备的资源整合功能未能有效激活，加剧了这一困境。乡村金融体系的“弱市场化”特征显著，数字金融平台的低息贷款、精准创业补贴等服务，受限于乡村信用体系不完善、抵押物不足等问题，难以覆盖返乡青年群体，导致其创业资金主要依赖个人积蓄或亲友借贷，资金链的脆弱性使其时刻面临“创业中断”的风险，进而弱化对“乡村创业者”身份的信心。在技术维度，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虽实现“从无到有”的覆盖，但“从有到优”的升级滞后。针对农产品直播运营、数字化品控等领域的专业培训类数字服务供给不足，缺乏系统化、场景化的技术指导体系，返乡青年难以通过数字媒介提升核心创业能力，技术短板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进一步动摇身份认同的能力基础。在市场维度，乡村本地市场规模有限的容量约束与外部市场对接数字渠道的狭窄性并存，返乡青年的产品因缺乏品牌溢价能力与稳定的数字销售渠道，常陷入产销脱节的泥淖，创业项目的不稳定发展使其难以形成“职业创业者”的清晰定位，只能将自身归为“尝试性参与者”，身份韧性的物质支撑被严重削弱。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价值撕裂引发的身份定位迷失，是返乡青年创业身份韧性建构的深层心理障碍，而数字媒介构建的城乡信息交互场景，放大了这种价值冲突。部分返乡青年带着对城市发展模式与价值标准的认同回到乡村，试图以城市逻辑改造创业项目。而照搬城市市场中品牌化、个性化的产品定位，忽视乡村消费者“实用优先、价格敏感”的需求偏好，这种“价值错位”导致创业项目屡屡碰壁，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更让返乡青年对自身“创业者能力”产生质疑，形成自我否定的心理暗示。与此同时，数字媒介中频繁传播的城市职场“高薪稳定”叙事，与乡村创业高风险、低回报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这种“信息差”不断冲击返乡青年的心理预期；叠加亲友基于“稳定偏好”提出的“不如回城打工”的质疑，使其陷入“留乡创业”与“回城工作”的两难选择。这种选择困境本质上是“城市身份记忆”与“乡村身份建构”的博弈，身份定位的持续摇摆使返乡青年难以形成稳定的创业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性直接削弱了应对创业风险的心理韧性，成为制约身份韧性建构的心理瓶颈。

　　数字媒介赋能下返乡青年创业身份构建的适配失衡

　　从技术适配理论视角审视，数字媒介虽通过重构乡村电商人-货-场的底层逻辑为创业赋能，但其技术体系的城市中心化特征，与乡村创业场景的在地性需求形成显著适配落差，直接制约返乡青年创业身份的稳定构建。当前主流数字媒介技术多以城市新基建的标准化指标为开发基础，技术覆盖重心集中于直播带货、电商平台运营等销售端前中段环节，对乡村农产品种植、养殖过程中亟需的精准化技术支持严重不足，如缺乏适配小农户分散经营模式的物联网监测系统、未针对农产品非标准化特性开发定制化品控技术，导致数字工具难以深度嵌入乡村生产全链条。更突出的是，部分乡村地区网络覆盖的不均衡性、地块分散性与地形复杂性，进一步加剧技术落地难度；而数字技术迭代速度与乡村产业转型节奏的错配，使青年创业者引入的先进数字化设备，常因本地技术维护能力匮乏、上下游产业链数字化协同不足陷入闲置，形成技术投入与实际效益的脱节。这种技术适配失衡不仅削弱数字媒介的赋能实效，更让返乡青年在反复应对技术落地难题的过程中，逐渐弱化对自身创业能力的认同，动摇“乡村数字创业者”的身份自信。

　　数字素养培育体系的供给失衡，难以满足返乡青年创业所需的能力建构需求，成为制约其创业身份进阶的关键瓶颈。乡村数字素养培育资源长期存在城乡配置不均衡与培训形式化问题：城市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受地理空间、师资下沉成本等因素限制，难以有效辐射乡村；而乡村本土培育体系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培训内容多停留在账号注册、商品上架等基础操作层面，未能覆盖返乡青年创业亟需的数据分析、品牌数字化运营、网络风险防控等进阶能力。以农产品电商创业为例，青年需通过消费数据挖掘把握市场需求变化、依托用户画像优化产品定价策略，但现有培训既缺乏对数据工具实操方法的系统指导，也未结合乡村产业特性提供场景化案例教学，导致培训效果与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这种能力供给失衡使返乡青年在数字创业实践中常陷入“有心无力”的混沌，既无法凭借专业数字能力提升项目竞争力，也难以通过能力突破实现创业目标，进而在持续的能力落差中怀疑自身创业身份的合理性，阻碍身份韧性的培育。

　　从文化适应理论视角解读，数字媒介传播引发的文化融合矛盾，加剧外来数字文化与乡村本土文化的张力，使返乡青年在创业身份建构中面临文化认同困境。数字媒介作为文化传播载体，其传递的主流文化价值与消费理念，与乡村传统生活方式、文化认知体系存在天然差异：部分返乡青年为迎合城市消费者审美偏好，对本土文化元素进行过度改造，导致创业产品丢失乡村文化内核，将传统手工艺品简化为标准化文创摆件、把乡村民俗符号抽象为肤浅营销噱头，最终既因文化表达失真难以获得城市市场深度认可，又因背离乡村文化本真遭到本地居民质疑，陷入文化认同的双重困境。同时，数字媒介的开放性特质使乡村文化面临被解构与稀释的风险：青年创业者在高频接触城市快节奏、功利化商业文化的过程中，其创业理念与行为方式逐渐向城市逻辑靠拢，如过度追求短期流量变现忽视农产品品质把控、以标准化商业思维替代乡村熟人社会的信任伦理，导致自身与乡村社会的文化连接不断弱化。这种文化层面的适配失衡，不仅阻碍创业项目与乡村本土资源的深度整合，更让返乡青年在城乡文化张力中陷入身份困惑，难以形成兼具数字商业属性与乡村文化特质的稳定创业身份，削弱其扎根乡村的内在动力。

　　技术适配不足导致数字红利难以充分释放，制约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素养供给失衡限制返乡青年创业能力提升，加剧乡村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文化融合失衡则可能引发乡村文化认同危机，削弱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因此，破解这些适配失衡问题，不仅是帮助返乡青年构建稳定创业身份、增强身份韧性的关键，更是激活乡村数字经济活力、实现乡村人才振兴与文化振兴协同推进的重要路径。

　　数字媒介赋能返乡青年创业身份韧性的培育路径​

　　技术筑基需以提升乡村数字韧性为核心，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与构建协同培训体系破解技术适配失衡。数字韧性指个体或群体在数字环境中应对挑战恢复与发展的能力，提升返乡青年这一能力首先要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升级，推动5G物联网宽带网络在乡村全域覆盖，重点强化偏远乡村网络的稳定性与传输速度，切实降低数字技术使用门槛。在此基础上需建立政府企业高校协同的数字技术培训体系，政府负责制定符合乡村创业需求的培训规划，企业依托实战经验提供直播运营电商平台操作等实操培训内容，高校则发挥专业优势输出数字技术与乡村创业融合的理论指导及专业咨询。针对不同创业类型可设计差异化培训内容，如面向农产品电商创业青年开展短视频营销与农产品数字化品控专项培训，面向乡村文旅创业青年开展数字文旅产品设计与线上推广技巧培训，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模式提供实时技术支持与问题解答，政府还可联合数字平台增设乡村创业后台标签，优先推送结合本地资源的实践案例，帮助返乡青年将数字技术转化为实际创业能力，为身份韧性构建筑牢技术基础。​

　　制度保障需围绕新农人身份认同构建支持体系，通过政策供给与环境优化化解资源适配矛盾。强化返乡青年新农人身份认同需从政策支持与服务优化两方面发力，在政策层面可针对数字媒介创业提供税收优惠资金补贴流量扶持等精准帮扶，直接降低创业成本减轻资金压力，同时建立新农人数字创业服务中心，整合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多方资源，提供资源对接品牌打造法律咨询市场推广等一站式服务，助力返乡青年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乡村创业项目，吸引更多人才流入乡村。在制度规范层面可联合行业协会制定乡村创业长期价值认证标准，将创业年限对乡村产业的长期贡献带动就业人数等纳入评价维度，对达到标准的创业青年授予专项称号并配套额外政策支持，强化其职业荣誉感与身份归属感。此外还需完善乡村数字市场监管制度，严厉打击虚假营销恶意竞争等不良行为，营造公平有序诚信的数字创业环境，保障返乡青年数字创业的合法权益，从制度层面为身份韧性构建提供稳定支撑。​

　　个体赋能需通过培育新型创业意识与深化文化联结，破解文化适配失衡并强化身份自觉。返乡青年需主动培育乡村数字游民意识与创业共同体意识，以个体能力提升推动身份韧性内化。乡村数字游民具备利用数字技术在乡村实现远程工作与创业的能力，返乡青年可主动学习短视频剪辑直播带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能，将这种工作模式与乡村创业场景结合，打破地域限制拓展业务范围，增强创业项目的灵活性与抗风险能力。创业共同体强调创业者通过合作互助形成具有共同目标与价值追求的社群，返乡青年可积极参与或牵头组建此类社群，与其他返乡创业者乡村居民开展深度合作，例如联合成立乡村创业合作社，共同开展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或开发乡村文旅项目，在合作中强化乡土资源再生产功能，打破乡村传统角色边界。同时返乡青年需深入挖掘乡村本土文化与特色资源，将创业项目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市场分析产品创新品牌运营等核心能力，以创业项目的持续成功强化自身创业者身份认同，逐步摆脱城乡价值撕裂带来的身份困惑，实现创业身份认同的稳定与升华，最终完成身份韧性的深度构建。

作者：高滢楠，武汉轻工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农村发展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