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关乎国运民生，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当下，端稳端牢中国饭碗是党和国家始终面临的重要考题，树立并践行“大食物观”成为顺应时代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抉择。从“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到“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大食物观”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从中折射出中国经济更迭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不仅为食物多元供给、营养均衡和生态可持续提供了理论依据，亦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以“大食物观”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一场系统性、深层次的农业产业革命。

　　“大食物观”蕴含着系统观念，以“大食物观”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打破了食物供给主要依赖耕地的思维，通过农业空间布局优化，构建起同国民需求结构相匹配的现代食物供给体系。一是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定，既要“藏粮于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也要“藏粮于技”、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推动耕地种植结构多元化，鼓励发展优质蔬菜、水果和特色经济作物。二是开拓食物来源新空间，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将农业生产空间由耕地拓展至全域国土资源，构建与市场适配、同资源环境承载力匹配的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做好向森林要食物、向草原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的“大文章”；目前来看，我国林下经济（菌类种植、中药材种植、家禽养殖等）年产值已超万亿元，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而浙江德清的“鱼菜共生”系统、山东烟台的海洋牧场等诸多地方实践，也进一步印证了多元国土开发的经济与生态双重价值。三是推动区域协同和差异化发展，不同区位和自然禀赋之下的农业开发模式不尽相同，优化农业空间布局需要考虑区域特色，东部地区可利用技术优势发展智慧农业，中部地区可依托粮食主产区发展农特产品加工，西部地区可利用光照发展光伏农业，各个地区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借助区域协同机制可促进农业资源高效配置。在如此全域食物供给新格局之下，耕地保护与食品安全不容小觑，应进一步加强对工业排放的规制，鼓励企业使用清洁能源，减少有害化学物品对耕地、森林、草原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应以适度规模化为耕地留足修复空间，推行用地与养地结合、深耕与适度免耕并举的模式，实现土壤肥力的可持续保持与高端优质农产品供给的双重目标。总体而言，通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不仅能极大缓解耕地资源压力，更能增强国家食物供给体系的韧性，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以“大食物观”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绝非简单的初级农产品生产，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升级，进而释放农业乘数效应。在生产链和加工链层面，一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业生产向专业化、标准化和规模化发展，为后续加工环节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原料；二是以精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在支持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初加工的同时，重视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培育和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研发（功能性食品、保健食品等），真正实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质的转变。在销售链与服务链层面，品牌建设与质量监管是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两者协同可呈现以质量赢口碑、以口碑树品牌的良性循环，当前有许多探索经验值得借鉴，如山东寿光高端蔬菜、广西柳州螺蛳粉、湖北潜江小龙虾等，这些品牌溢价率都远超预期并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在科技赋能层面，生物技术可培育高产、抗病虫害粮种，区块链技术可实现农产品溯源，智能装备可应用于农作物监测；若具体到个案，拼多多的“农地云拼”模式成功帮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京东农场“生产－加工－销售－服务”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极大降低农产品损耗率，这些均实证了科技赋能对农业全产业链升级的核心驱动力。如果上述是对农业垂直一体化的思考，那么培育新业态和新模式则是农业与多产业横向融合的表现，“农业+”不仅拓宽农业边界、释放农业的多功能性，更彰显其鲜明且富有层次感的价值，“农业+物流”可完善从田间到餐桌的冷链物流体系，“农业+互联网”可实现优秀农产品直接对接市场，这是对“大食物观”所强调“吃得健康”“吃得丰富”的积极回应。综上，通过农业全产业链升级，农业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种养殖业，而是三产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这是践行“大食物观”的必然路径，为端稳端牢中国饭碗提供了坚实支撑和无限可能。

　　以“大食物观”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必将融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这要求参与主体具备更高的能力素质。“大食物观”深刻解读了 “山水林田湖草沙”完整体系，这一体系中不仅涉及水质、土壤以及农产品质量的改善，也关注动植物的栖息空间与迁徙系统的变化，那么，与之相应的农业人才队伍建设应是多层次的。在农业专业人才培养层面，高等院校应逐步完善相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协同的学科专业体系，以更好践行“大食物观”、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就职业教育而言，要重视职业人才的专业化培养和定向输送，以职业教育为载体与农业应用型人才精准对接，满足对高质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新型经营主体的年轻化、活力化，加之通过专业系统的学习，能够实现与外部植入型新型经营主体的有效衔接，便于打破农业开发中面临的资源、经营理念以及销售渠道等多重限制，扬长补短促进农业提效升级。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层面，围绕“大食物观”的新需求，政府可联合高校、企业共同开设农业技术课程和有针对性的实操培训，并做好过程评价与结果跟踪反馈，以此来加快传统农民的现代化转型，例如，江苏盐城的“新农人培育计划”近年来完成超五万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通过学习种养殖、绿色防控、农产品电商等，这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和合作社负责人，推动当地设施农业面积增长40%。除上述之外，伴随农业全产业链升级，跨行、跨专业的综合性人才需求也在持续增大（“农业+教育”“农业+旅游”等），这就需要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人才返乡扶持政策和专项人才引进计划，吸引人力资本回流集聚，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以“大食物观”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惠农政策供给体系，注重精准支持与引导。在财政金融惠农层面，“大食物观”并不局限于单一食物类型或者饮食构成的主要方面，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的农业生产类型（林下经济、种业创新、数字农业、深海养殖等），制定有针对性的财政金融惠农政策，对服务于农业开发和三产融合的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对农产品原料收购和精深加工企业予以信贷支持政策，对从农业产业链衍生出的服务企业和积极开拓农村市场的服务机构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对拥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农业企业降低其市场准入门槛并在土地租金方面予以补贴。与之相应，需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可采用以奖代补、先建后补、政府购买服务等举措，引导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其中；同时要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探索将特色农产品、设施农业、海洋渔业等纳入保险范围，为发展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提供风险保障。在科技支农政策层面，应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尤其是对生物育种、智能农机设备等卡脖子技术的联合攻关，努力构建与大食物、大农业开发相适应的技术支撑体系；同时要加强各部门政策的协同配套，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此外，在践行“大食物观”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通过监管和反馈机制及时对惠农政策进行调整，确保惠农政策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郭言歌 武汉轻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