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与智力供给的重要场域，将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结合，既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拓展自身价值的必然路径。乡村振兴本就是重塑城乡联系、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战略举措，核心要靠人才打破乡村发展中的结构性阻碍。无论是填补乡村专业人才的空缺，还是助力产业升级，亦或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文化传承，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在乡村振兴中都始终承担着“赋能”与“连接”的双重角色。深入厘清高等教育人才培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指向，探索科学有效的实践路径，不仅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持久的智力支持，还能推动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同频共振，构建起教育、人才、乡村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生态。

　　乡村振兴的推进必须依托各类专业人才。高等教育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能够通过精准对接乡村振兴对不同领域人才的具体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与培养方向，定向培养符合乡村发展实际的专业人才。无论是掌握现代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可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技术型人才，熟悉乡村常见病诊疗、能填补基层医疗资源空白的卫生人才，还是了解乡村学生认知特点、可助力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的教育人才，都能通过高等教育的系统培养实现稳定供给。同时，高等教育还能构建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服务的闭环人才输送机制，引导更多专业人才主动流向乡村、长期扎根乡村，有效解决乡村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的现实难题，从人才数量补充与结构优化两方面填补专业人才缺口，为乡村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治理升级等各项事业的有序推进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乡村特色产业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必要一环。高等教育培养的专业人才既具备扎实理论知识，又能够掌握先进技术方法，能为乡村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核心动能。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人才可推动特色农产品品种改良、绿色种植与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并提升产品附加值；了解电子商务与品牌策划的人才能够帮助乡村特色产品搭建线上销售渠道、塑造特色品牌形象，从而拓宽市场空间；熟知产业规划与管理的人才则可结合乡村资源禀赋，为特色产业制定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产业从分散化、粗放化发展转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这些专业人才的参与，能为乡村特色产业注入现代发展理念与技术活力，助力其实现高质量转型升级，进而带动乡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水平直接关联乡村和谐稳定与发展秩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输送具备专业治理能力的人才，这些人才涵盖公共管理、社会工作、法律等领域，既熟悉国家乡村治理相关政策法规，又掌握科学的治理方法与技术，能将数字化治理、精细化服务、法治化调解等先进理念融入乡村基层治理实践，从而推动乡村基层治理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比如搭建乡村治理信息平台以提升治理效率，开展精准化民生服务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运用法律手段以化解乡村矛盾纠纷。同时，他们还能协助乡村完善治理机制，引导村民有序参与治理过程，推动乡村治理实现民主化、规范化、法治化，从根本上提升乡村基层治理效能，为乡村振兴营造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服务乡村振兴，可从构建对接乡村需求的课程体系、搭建校地合作的人才培养平台、建立导向乡村服务的评价机制等层面协同推进。高校需以乡村实际需求为核心导向，打破传统课程体系重理论、轻应用的局限，从需求调研、内容重构、形式创新三个维度推进课程体系建设。

　　首先，高校应建立常态化乡村需求调研机制，组织专业教师团队、学生骨干定期深入乡村一线，通过与乡镇政府、村委会、乡村合作社、农户的面对面访谈，以及参与乡村生产经营、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系统梳理乡村在农业生产、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的具体需求。比如部分乡村对绿色农业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知识的需求，或是对乡村文化传承、数字化治理技能的需求，进而形成动态更新的乡村需求清单，为课程设置提供精准依据。

　　其次，基于需求清单重构课程内容。在保留专业核心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增设针对性强的模块化课程。农业类专业可增设乡村绿色种植技术、农产品冷链物流设计、乡村特色产业规划等课程，帮助学生掌握适配乡村农业发展的实用技术；公共管理类专业可开设乡村基层治理实务、乡村民生服务优化、乡村矛盾调解技巧等课程，培养学生解决乡村治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文旅类专业可加入乡村文化资源挖掘与活化、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等课程，助力乡村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同时，每学期需结合最新的乡村需求反馈与乡村振兴政策导向调整课程模块与教学案例，确保课程内容始终与乡村发展实际同频共振。

　　最后，创新课程实施形式以突破课堂教学的时空限制。将乡村场景转化为第二课堂，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乡村实际问题开展课程实践项目。如为乡村合作社设计农产品包装方案、为村委会制定村级治理优化建议。还可邀请乡村一线技术能手、优秀村干部、乡村企业家作为兼职教师走进高校课堂分享实践经验，让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深化对乡村需求的理解，提升服务乡村的实操能力。

　　搭建校地合作的人才培养平台​。高校需主动作为，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为原则，联合地方政府、乡村组织、乡村企业，从多层面推进校地合作人才培养平台搭建。

　　在实践载体建设上，可与乡镇政府、乡村合作社、乡村特色企业共同打造乡村人才培养实习实训基地，依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需求明确实训内容与目标。如在农业合作社设立现代农业实训基地，引导学生参与农作物种植、病虫害防治、农产品加工全流程实践；在乡村文旅企业建立乡村旅游运营实训基地，安排学生参与乡村旅游产品策划、游客服务、民宿管理等工作；在乡镇政府设立乡村治理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协助开展政策宣传、民生调研、矛盾调解等基层治理工作。同时，将部分实践课程直接设在乡村，实现学习即实践、实践即学习。

　　在联合培养机制构建方面，可与地方共同设计乡村定向人才培养项目，面向乡村生源或有意愿服务乡村的学生采用订单式培养模式。高校负责理论教学与基础技能培养，地方负责提供实践岗位、安排乡村导师并明确学生毕业后到乡村相关岗位服务的期限与职责。例如合作开设乡村干部储备人才班、乡村技术员定向班，学生在校期间需完成规定理论课程，每学期还需到乡村开展不少于一定时长的实习，由高校教师与乡村导师共同指导，毕业后直接进入乡村基层岗位工作。此外，还可与乡村企业联合开展项目式培养。围绕企业农产品技术改良、乡村品牌打造等实际需求，引导学生组建项目团队，在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共同指导下开展项目研发，助力学生提升专业能力、企业获得人才支持与技术解决方案，实现“育人”与“助企”双赢。

　　建立导向乡村服务的评价机制​。高校需突破传统教育评价体系的局限，将“乡村服务”纳入人才培养评价的核心维度，从学生、教师等层面构建导向清晰、激励有效的评价机制，引导师生主动参与乡村振兴服务。

　　在学生评价层面，高校应调整评价指标与权重，将乡村服务经历与能力作为学生学业评价、综合素质评价、评奖评优及升学就业的重要依据。学业评价中需纳入学生参与乡村实践课程、完成乡村服务项目的表现，并明确实践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未完成规定乡村服务实践的学生不得获得相应学分；综合素质评价中需设立乡村服务专项指标，量化学生参与乡村支教、农技指导、乡村调研、乡村创业帮扶等活动的时长与成效，评价结果作为评奖评优的重要参考，对表现突出者给予专项奖励；升学就业环节则应对有长期乡村服务经历的学生，在保研、考研复试或校园招聘中给予优先录取、加分等政策倾斜，形成“服务乡村有回报”的激励导向。

　　在教师评价层面，高校需打破唯论文、唯科研的评价倾向，将教师参与乡村人才培养服务的成效纳入职称评审、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的核心指标。职称评审中增设“乡村服务业绩”维度，将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乡村实践项目、为乡村提供技术咨询与培训、参与乡村政策研究与规划设计等成果与科研论文、教学成果同等对待，并明确认定标准，如指导的乡村实践项目获省级以上奖项、为乡村解决技术难题被采纳即可计入；绩效考核中设立乡村服务专项考核指标，量化评价教师参与乡村需求调研、承担乡村相关课程教学、指导乡村实践的工作量与效果，考核结果直接与绩效工资、奖金挂钩。对连续三年参与乡村联合培养项目、获得乡村政府表彰等长期深耕乡村人才培养的教师给予额外奖励，激发其参与乡村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服务乡村振兴，是基于乡村需求与教育规律的深度融合，也是对二者关系的价值重构。对接乡村需求构建课程体系，搭建校地协同的平台，创新导向乡村服务的评价机制，这些实践的根本目标，是打通高等教育与乡村发展的联系，让人才真正扎根乡村、服务乡村。未来，高等教育需进一步突破传统培养模式的局限，以更具系统性、创新性的实践路径推进人才培养，让这一过程切实服务于乡村振兴。这样才能充分释放高等教育的人才红利与智力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也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闫聪慧 武汉轻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