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对外宣布，“阿萨德的统治已经结束”。延宕了14年的叙利亚内战在一周多的时间内风云突变，叙局势出现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变化。

　　俄罗斯外交部8日发布消息表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与叙冲突各方代表谈判后已放弃总统职位，并指示叙政府和平移交权力，俄罗斯方面未参与谈判。

　　12月8日，当地民众聚集在叙利亚大马士革街头。5日起，大马士革才响起连续的枪炮声。无人了解确切的战局，但战事进展出人意料地迅疾——自11月27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发动本轮针对政府军的军事行动以来，仅仅过去12天。现在来看，决战应发生在大马士革之外。

　　战事谁主导实际上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12月5日占领哈马之后，叙利亚局势相关国家外部磋商已加紧展开。12月7日，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国外长举行会谈，就叙局势进行紧急磋商。会后各方达成原则性一致，即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反对恐怖组织借机在叙利亚壮大。然而由于各方对于恐怖组织的认定存在重大分歧，看似“共识”的表态却是各自在坚持固有的立场。所有的分歧，或将是未来的隐患，但已无关现在。本次发起针对阿萨德政府军事行动的是一个自称“解放叙利亚联盟”的力量组合，该组合由军事反对派“沙姆解放阵线”主导，并有叙利亚国民军的加入。沙姆解放组织早年曾是基地组织的叙利亚分支，被多国列为恐怖组织，常年盘踞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而叙利亚国民军则受到土耳其支持，常年在叙北部地区活动，反对阿萨德政府与库尔德武装力量。此次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共同对阿萨德政府发难并一举得手，速度之快出乎世人意料。虽然阿萨德政府已经崩塌，但叙利亚的动荡局势并未因此发生质的改变：多年内战没有结束，民族和解尚未实现，代理人战争的属性依旧深刻烙印在叙国内政治生态中。叙利亚国内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利益纠葛不会因为阿萨德政府的终结而自然消解，甚至可能由于合法政府的缺失令叙利亚的政治版图进一步破碎，各方的权力争夺将更为惨烈。

　　关键导火索一年多来，受巴以冲突外溢波及，叙利亚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经济低迷，通货膨胀严重，阿萨德政府面临的内部压力不断积聚。阿萨德政府错误认为，反对派已没有能力再次挑战政府的主导地位，国内政局已经巩固，故而错误地令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官兵退役并降低官兵薪酬，以此削减军队开支。在本轮冲突骤然升级之前，叙政府军长期处于士气低迷、缺乏必要训练与装备的欠佳状态。然而，促使反政府武装放手一搏的关键导火索，还是近一年来的域内外地缘政治变局。

　　这是今年1月26日拍摄的叙利亚阿勒颇市区。域内，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同伊朗领导的地区“抵抗轴心”成员在多条战线展开武装对抗，并给哈马斯和真主党造成重大打击。在新的地区形势下，伊朗佩泽希齐扬总统奉行“自我克制”的地缘政治路线，对地区盟伴的支持显著缩减。目前来看，“抵抗轴心”成员相互协同、支援的难度加剧。过去十余年间，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曾是协助阿萨德政府压制国内反政府武装的重要力量，但最近几个月来，以色列多次越境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力量，而黎以冲突更是对真主党的跨境行动与再度武装的能力造成重创。无巧不成书。正是在黎以停火协议达成的当天，沙姆解放组织领导的“解放叙利亚联盟”宣布开始针对叙政府军的军事行动。域外，乌克兰危机延宕不绝，甚至有进一步激化、摊牌的倾向，严重牵扯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支持意愿与能力。缺少了俄罗斯空军以及先进武器的大力支援，叙政府军在面对反政府武装时的军事优势所剩无几。叙利亚反对派正是瞅准这一时机，出其不意大举发难，并取得了超预期的战略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叙利亚冲突并非由巴以战争或乌克兰危机直接外溢引发，而是由于多重地缘政治冲突长期延宕，地区力量平衡被打破，安全架构加速重组，曾经弱势的军政组织借机壮大，进而对地区整体安全形势造成颠覆性影响。可以说，这样的变局要比单纯的冲突外溢更具破坏性，长期负面影响也将更为深远。

　　烽火十年间2011年初，受西亚北非地区普遍政治动荡的影响，叙利亚内战爆发。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地处中东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叙利亚局势失稳让域内外多支力量看到了扩张地区影响力的机会窗口。很快，叙利亚成为了各方争相染指的地缘政治棋盘，代理人战争成为了后续十余年困扰叙利亚的叙事主线。冲突的延宕、管制的缺位、力量的真空，共同促使叙利亚成为了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温床，而各支仅着眼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域外力量，固守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短视，放纵恐怖主义在叙利亚的蔓延，使本就复杂的叙利亚局势进一步出现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纠缠，温和政治反对派与极端暴力反对派交织的复杂形势。

　　12月6日，在伊拉克巴格达，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中）、叙利亚外长萨巴格（右）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记者会。

　　十余年的局势动荡让叙利亚社会满目疮痍。自2017年开始，在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方的共同主导下，阿斯塔纳进程成功促使叙利亚各方达成了建立“冲突降级区”的协议，并分区域实现了停火。直至2020年，叙利亚国内的武装冲突总体上告一段落，叙利亚政府也有了休养生息、重新聚焦经济发展的机会。但由于零星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加之新冠疫情影响，叙利亚的经济民生始终未见明显改善，这也是十年内战给叙利亚带来的深刻影响。更大的迷雾目前，已放弃总统职位的阿萨德的去向未明。而大马士革更大的迷雾，还在于未来的国家治理。在新的社会治理架构建立之前，叙利亚政治版图的进一步破碎恐难以避免。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众多，在缺乏包容性政治对话的背景下，叙利亚各派政治力量难以就未来国家的发展走向形成一致意见。从武装对抗角度来看，目前叙利亚仍处于多支力量割据的动荡期。虽然大马士革已经易主，但是叙利亚东部仍然同时存在着部分政府军、北部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自东向西不断扩展的沙姆解放阵线，以及少量尚未剿灭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残余势力。阿萨德政府的终结并不会自然形成另一支主导力量，各方都将继续为争夺更广阔的势力范围而继续对抗。这将对叙利亚后续的局势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并对政治对话造成阻碍。

　　2018年5月16日，在叙利亚霍姆斯省赖斯坦，警察在市内巡逻。伴随着持续动荡，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在所难免。仅过去的一周时间，已有数十万叙利亚平民流离失所。政府的缺失、社会服务的缺位，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履职的困难，都将进一步加深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惨剧。十年前叙利亚内战开始时，大量叙难民向周边国家流散，如今新一轮难民潮恐怕也将再次给地区国家带来巨大的社会和财政压力。除此之外，非传统安全风险的激增或许将成为叙利亚局势动荡最大的安全隐患。十年前，正是由于叙利亚内战，导致叙政府军对边境缺乏管制，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同时出现巨大安全真空，引至大量信奉暴力极端主义的恐怖分子跨国流动，聚集在叙伊边界，进而形成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给当地民众、中东地区，乃至全球都带来严重的安全挑战。此次，类似情况或再度上演。各方若不能及时地遏止极端主义蔓延，非传统安全风险与传统安全风险将加速合流，造成的安全危机也将超越国家边界，形成新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安全挑战。叙利亚局势发生突变，而叙利亚危机远未结束。此时更需要各方加大外交斡旋力度，重启联合国主导的包容性政治对话，并鼓励阿斯塔纳进程再度发挥关键的协调作用，以期尽速实现叙利亚局势稳定，为政治和解以及治理体系的重塑创造条件。

　　文/ 李子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责编/山羽编辑/子晏、是元不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