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乱频发，正向海上外溢。继黑海粮道因俄乌冲突受阻之后，红海航道正受巴以冲突外溢效应袭扰。

　　2023年11月中旬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以支援巴勒斯坦为由在红海发动袭船战，拉开红海危机序幕。此次红海危机，凸显出全球海洋地缘的三大变局已然开启。

　　衰 落

　　准确地说，美国海洋霸权的衰落并非始于今日，但胡塞在红海袭船重创美国领导的海洋安全秩序和海洋霸权信誉，将极大加速这一进程。

　　美国丧失了对“敌对国家”和“不友好非国家行为体”的海上威慑力。早在2023年11月，胡塞就在也门海岸击落了一架美军最先进的MQ-9“死神”无人机，随后更直接对美军舰发动无人机打击。其间，美国尝试通过与中东国家斡旋，对胡塞实施制裁，向胡塞甚至伊朗方面直接喊话，但胡塞仍持续在红海袭船。美国对胡塞发出的“最终通牒”也未能转化为“阻遏力”。美英对也门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吓退胡塞，反而引发其报复行动。正如美媒坦言，胡塞“只要能击沉一艘美国军舰，就中了头奖”。美国不能维护红海通道安全，似已沦为各方急于撇清关系的“负资产”。中东国家对美国发起的“繁荣卫士”行动反应冷淡，欧洲国家因不愿交出海上指挥权而与该行动保持距离。对于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打击也门行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明确表态不追随。多艘商船以“利益涉及中国”来规避红海通航风险，多家保险公司明确“驶向红海的美国、英国、以色列船只不能投保战争险”。以往难以想象的“被撇清”“被拒保”，正发生在全球唯一的海洋霸权国家身上。

　　实际上，美国打击胡塞的理由很多，但是不打的理由更直击痛处，美国陷入维系海洋霸权和收缩战略布局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海洋霸权堪称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石，捍卫“航行自由”承诺和供给海上安全产品是美维系全球霸权的题中之义。何况以色列和承运美货的航运巨头马士基持续对美施压，如果美国不能在红海有所动作，将严重挫伤盟友伙伴对其领导海洋安全秩序的信心，甚至掀起新一轮美国海洋霸权衰落论。

　　但另一方面，红海—苏伊士不是美国外贸主航线，甚至有美国媒体指出红海断航利好美国能源对欧洲出口，从切身利益考虑，美国似乎没有必要过度投入其中。更何况，美国下定决心从中东抽身，以便强化“印太战略”，如果被胡塞越拖越深，显然不符合集中精力遏制中国的战略方向。是收缩还是维系在红海的海洋霸权？要面子还是要里子？这种矛盾性是两个多月来美国应对红海危机态度纠结的深层原因，因为海洋霸权衰落的美国已经难以做到既减少资源投入又快速了结危机。

　　颠 覆

　　美国最早在阿富汗战场使用无人机，如今正被无人机带来的挑战所反噬。胡塞打破军用和民用无人机界限，频频以其袭船，虽然命中率不高、破坏力有限，但成本低廉，持续滋扰下威慑力不弱。反观防守一方，美国主要依靠舰对空导弹拦截无人机和导弹，每枚导弹价值高达100万~400万美元，是无人机成本的百倍，且这样的“大炮打蚊子”也总归百密一疏，“繁荣卫士”行动无法百分之百保护脆弱的非军用船舶。

　　这其实反映出海战样态的革命。第一，在科技革命加持下，无人化、智能化成为海上非对称竞争的撒手锏。无人机成为海上封锁的便利新工具，陆海天空网联动的海域态势感知技术搭建起全域感知的情报分析和预警平台，海洋行动步入“透明时代”。胡塞尚可掌握红海船舶动态，遑论大国！海域态势感知技术正在改写在海峡咽喉处守株待兔的既有威慑范式。

　　因此，未来威慑和打击不仅可发生在海峡咽喉，更可波及主航道；不仅可采取跟监、逼停、登船等传统高成本行动，更可通过无人机滋扰制造寒蝉效应，获得同样的震慑效果。与此同时，主要大国正在推进水下无人装备蜂群作战实战化，未来水下智能无人装备规模作战同样可制造奇袭。智能无人装备的列装和实战化可能降低战争门槛，带来无差别杀伤。

　　第二，随着沿岸势力向海威慑力的强化，仅凭海上力量已难以完成反“区域拒止”，“以陆制海”取代“以海制陆”成为近海海战的胜负手。目前看，美英试图通过空袭来摧毁胡塞导弹发射基地和无人机设施，以削弱其远程打击能力的效果不彰。美国官员承认，“空袭就设计而言是成功的”，但“几乎没有削弱胡塞继续袭击国际航运的能力”。胡塞武器系统具有分散和可移动部署的特点，只要不遭遇美英地面行动就很难被全面清除。这将对既有的“海外军事基地+海上力量存在”的海洋军事霸权形成挑战。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美国与日本联手巩固“西南诸岛之墙”，急于增加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欲通过在岛链关键处打造更多的陆域支点，来降低航母战斗群和支点被打击的风险。尽管如此，自远洋而来的海洋霸权国家在近海的存在减弱、被推向更远海域将是大势所趋。

　　第三，非国家行为体将在未来海上战场发挥更大作用。胡塞所拥有的对海作战能力，背后有国家支持，又可为一些国家所用。胡塞宣示“支持巴勒斯坦”争取了道义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看待红海袭船事件的态度。随着技术扩散，非国家行为体所拥有的海战战力和认知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其不同于传统海盗或海上走私犯罪，对于海上安全态势塑造的参与和作用是持续的、高烈度的，或成为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海上安全博弈的新变量。

　　变 量

　　回顾历史，无论是苏伊士运河多次断航，还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海运濒临系统性崩溃，大多数是由“硬干扰”造成的，如战争、当事国关闭通道、船舶沉没搁浅、靠港政策调整等。本轮红海危机引发苏伊士运河通航量锐减，则是由前所未有的风险预期性危机造成的。

　　2023年12月18日，伦敦保险市场联合战争险委员会宣布将红海部分水域列为高风险区域，意味着保险公司可对进入该水域的船舶上调保费。此后几天，多家航运巨头宣布暂停红海航线。显然，袭船事件重创航运信心，保费政策的调整更是压垮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特别是美英空袭也门后，保价飙升10倍，高达船舶价值的1%。

　　有分析认为，高额保费促使更多商船选择绕行好望角。去年11月19日以来，胡塞在红海南部水域对商船发动至少33次袭击，而绕行的商船至少有2000多艘。预计保费飙升10倍后，绕行的商船还将进一步激增。保费上涨直接体现为运费上涨，并由航线调整和运力紧张再拉动一轮运费上涨，最终各类成本的上涨转嫁到货主和消费者身上，拉高全球通胀的风险。可见，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可以影响国家信誉预期一样，航运保险评级结果已经成为对航运乃至全球产供链具有传导效应的关键变量。

　　文/王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责编/林风编辑/是元不是云、子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