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很多人都不陌生。在考古学界，中国最早的一次“走西口”可以追溯到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内蒙古博物院、乌兰察布市博物馆陈列的文物“庙子沟文化泥质灰陶小口双耳罐”是整个仰韶文化晚期里，代表了内蒙古中南部仰韶陶器典型器形的器物，表明这里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存在着直接关联。内蒙古凉城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存与中原文化，同根同脉，一脉相承。

　　本期“与历史对话”我们将去探寻湖畔星火——乌兰察布市凉城岱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对话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副馆长、文博研究馆员张涛。

　　岱海遗址群是了解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史前考古文化序列、聚落形态及文明起源的典型资料。

　　1982年开始，当时担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田广金先生带队先后发掘了属于仰韶文化的王墓山坡下、王墓山坡中、王墓山坡上、石虎山等遗址。1986年秋天和1987年秋天，又重点调查了岱海周围的红台坡下、红台坡上、狐子山、东滩、王墓山坡上仰韶文化遗址。这些遗址涵盖了仰韶文化一至三期，不仅发现保存良好的房屋建筑、房基面，而且发现了大量遗物，为研究该地区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且也是在1982—1989年期间，岱海地区先后发掘了老虎山遗址位、园子沟遗址、西白玉遗址、面坡遗址、板城遗址、大庙坡遗址等龙山时代的6处遗址。

　　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逐步建立了岱海地区乃至内蒙古中南部史前文化的谱系。

　　而对于老虎山文化遗址重要性，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遗址中石头垒的城墙、祭祀台、烧制的白灰敷壁、规范的火塘，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凉城已迈入“中国文明”阶段，与其它文化地区相比，处于领先水平。

　　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培军（史培军先生，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研究专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导）来内蒙古中南部，撰写与草原和农耕文化分水岭相关的博士论文，他找到田广金（说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考古成果，离不开考古学家田广金的名字。1965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田广金，放弃分配到家乡辽宁的机会，来到考古工作刚刚起步的内蒙古，成为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的一名考古工作者，并逐步成长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理事会理事、文化部优秀专家。1982年以后，田广金的研究区域转移到岱海地区，先后带队发掘了王墓山坡下、王墓山坡中、王墓山坡上、石虎山、老虎山等遗址，逐步建立了岱海地区乃至内蒙古中南部史前文化的谱系。）两人一拍即合，此后合作了好几年。他们研究了历史各个时期此地的降水量变化、岱海湖面面积变迁、各地气温变化的因素，再结合此地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各地居民的迁徙和发展，发现原来在仰韶时期，内蒙古中南部有过一段极其温暖湿润的气候时期，与现在的干冷完全不同。

　　岱海地区运用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创造了中国区域性考古研究的范例。

　　按照他们的结论，尽管关中和华北平原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温床，但当地人技术低下，只能开发河旁阶地，几年后肥力大减。进入仰韶文化时期，随着遗址数量增多显示人口增加，需要开辟新耕地，于是沿河谷北上，分别从黄河和汾河河谷以及华北平原北部沿永定河北上，形成了岱海石虎山文化。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内蒙古中南部气候愈发温暖湿润，更多中原农民北上开垦耕地并定居，于是王墓山的遗址数量大大增加。

　　此时因为几次移民浪潮，北方地区的居民已经有相当的密度，生活基本稳定下来，同时内蒙古中南部开始与东北方的红山文化晚期和小河沿文化接触，几方文化融合，最终产生了庙子沟文化，至此，北方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已经有了很大差别。但在仰韶文化末期，岱海地区气温骤降，农业文化逐步向南退缩，岱海人口急剧减少，才形成了老虎山文化之前短暂的文化空缺期。气候转向干凉，树木减少，这些环境原因进而使得老虎山文化时期的人们大量开凿窑洞。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韩建业先生说，田广金先生的发掘和研究打破了很多误区：“以前传统上大家认为北方地区是一个畜牧业、游牧业的区域，很干燥，也不适合居住，这是一个误区，实际它在仰韶文化时期是相当湿润的，从岱海地区甚至北到二连浩特、锡林浩特都居住了很多农业人群。打破的另一个误区是实际上北方地区自古以来，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以后都是属于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它从人群的来源到文化的来源都来自中原，是中原文化区的一个边缘区域，只是后来气候变化，才开始从西方间接地传入一些牛、羊、马等，从而形成了南北农业与畜牧业的对比局面。因此不能把长城沿线视为自古以来畜牧民族的天下，他们与中原民族属于同一个根，只是生活方式上发生了转化，但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分子。”

　　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进入繁盛时期后，不断向四周影响、扩展。距今7000年前后，岱海地区进入中全新世早期大暖期，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人群相继来此进行农业开发。当时，黄河中游地区人类活动频繁，使得中华文明在这一地区出现繁荣局面。可以说在“大仰韶”文化范围内，北方与中原同根同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

　　到了距今5500年的仰韶后期，气温开始明显下降，随之降水减少。从此，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放缓，畜牧业逐步发展。数千年来，内蒙古的中南部地区一直是气候敏感区域，农耕和游牧文明在此交汇融合，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面貌。

　　这也让我们看到，根据考古发掘推测，在距今约6000年前，岱海周边曾是温暖湿润的宜生活区域。从中原地区迁徙至此的先民们，在向阳的山坡上建造半地穴式房屋。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兼以捕鱼和狩猎，手工业生产水平和规模不断提高。他们使用的陶器有泥质陶、夹砂陶和少量的砂质陶。夹砂陶大多为炊具，泥质陶则做为容器和汲水器来使用，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他们的生活用品有了一定的结余。

　　到了距今5500年—5000年间，人类发展在内蒙古中南部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遗址开始出现了环壕，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稳定的部落存在。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房屋内出现用于储存物品的窖穴，应该是随着物品剩余量的增加而产生的。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面积较大的房屋，据此推测，当时出现了举行祭祀或议事的公共活动空间。

　　随着仰韶文化快速地发展和气候的变迁，社会结构在逐渐发生着变化，数百年后仰韶文化逐渐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龙山文化的崛起。

　　中国最早的北方民族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那时候就以游牧为主吗？他们与中原文化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从青铜时代遗址到龙山文化遗址，最后再回到仰韶文化遗址，几代考古人的一步步溯源，最终发现气候环境变迁与文化兴衰的重要关系。

　　通过考古研究可以看出老虎山文化的居民主要来自关中和晋南地区，通过黄河和汾河河谷，北上迁徙到达岱海。这两支不同类型的文化最终在岱海地区相遇，经过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发展成为这个地区稳固的新居民。

　　在发掘老虎山之前，岱海挖出来的最早器物是半坡和庙底沟类型的，但在老虎山发掘之后，田广金先生确定，仰韶文化早期的中原移民不仅有一支从陕西半坡或者河南三门峡的庙底沟沿黄河逆流而上来到岱海，还另有一支河南安阳后岗一期的移民经张家口来到岱海，这应该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走西口”了，北方民族原来是由长城沿线的农业民族迁徙转变而来。时至今日，这种融合仍随处可见。在乌兰察布市，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走西口”时山西人后裔，这里既有大面积的农耕区，也有以畜牧业为主的旗县。奶茶、手把肉和焖面、烩菜同样受欢迎。

　　经过多年的研究成果还发现，环岱海的新石器文化的龙山文化时期的老虎山文化的时间为距今4500年—4300年左右，老虎山文化的核心区域正是位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但影响力却遍及河套、陕北高原、晋北和长城沿线。是老虎山文化的人群南下，才促成了陕西省榆林市神木的石峁遗址的兴盛，石峁遗址的文化归属应该算是老虎山文化体系。

　　正如韩建业先生的研究认为：老虎山文化对周围地区文化的广泛影响除向临汾盆地的扩张外，后期老虎山文化还对周围地区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这从陶双鋬鬲、卜骨和细石器镞大幅度的对外流播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这三类器物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龙山文化、典型龙山文化中的广泛传播，表明其所代表的炊煮习俗、宗教习俗和狩猎模式已为周围广大地区的人群普遍接受。尤其是陶鬲、卜骨成为后来商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早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因素之一”，于此可见老虎山文化对中国文明的深远影响。

　　同属于老虎山文化的还有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永兴店遗址。从考古上来说，石峁遗址和永兴店遗址的关系比较密切，推测石峁的后期人群之一就是永兴店人群。距今4500年前，老虎山文化开始崛起，老虎山人群的生活方式是游猎采集的，和农耕人群有所区别。气候逐步较冷，老虎山文化的支系——永兴店文化人群开始南下，他们到了石峁遗址，形成石峁文化（也就是老虎山文化的石峁类型），最后石峁文化的人群摧毁了陶寺遗址。

　　在1985年山西晋文化研究会上，中国考古泰斗苏秉琦先生曾作过一首七言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诗的落脚点虽是晋文化的渊源，核心部分却正是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结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从距今六千年到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多文明火花，而内蒙古中南部也就是环岱海地区正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通过对环岱海新石器聚落遗址多年来的考古实践的梳理，我们也深刻体会到“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进行区系类型分析，使我们掌握了解开这一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脉胳的手段，从而找到了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认识到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