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之斧在中国远古的独特性质
斧在中国于新石器时代后，却突然有了比世界任何文化都优秀的表现，不但斧与文化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密切的关联，而且，斧还升级为钺，进入文化的核心，成为王权的象征。这样一来，如果只从斧的发展来看文化的演进与高低，那么历史呈现为：旧石器时代西方从石片文化升级到手斧文化，而中国则停滞在石片文化上；新石器时代，中国从斧文化升级到钺文化，而西方却停滞在斧文化上。如果旧石器时代西方因有了手斧文化就高于中国的石片文化，那么新石器时代中国有了钺文化就应当高于西方。这一事实表明，对于一个文化的评估，不应只以某一因素作标准；对于某一因素的性质认定，首要的不是用这一文化之外的标准去衡量，而要从这一文化的内在结构去考察。在斧的问题上，先有了西方阿舍利手斧，以之为标准去看中国的旧石器工艺，得出的结论只能如上节所示；如果以中国新石器的斧钺为视点，再去看中国旧石器工艺是怎样的，以及把旧石器工艺放到文化整体去看是怎样的，就会是另外一种景观。
中国的斧具有自身的特点，在起源，形态、性质上都与阿舍利型的手斧有区别。新石器从作为一般工具的斧到作为王权象征的戉的演进，形成了中国斧钺文化的辉煌；由石戉到玉戉到青铜钺的演进，呈现了中国斧钺文化的精彩。斧钺文化展开为一个多姿多彩的体系。《广雅》曰：“钺，斧也”，讲的是钺来于斧。《说文》曰：“戉，斧也”，讲的是青铜钺源于玉戉，进而言之来源于石戉，石戉源于石斧。段注曰：“戉，大斧也”，讲的是“戉”之所以为“大”不仅是形体之大，更是观念上的“大”，即戉进入到意识形态核心。中国之戉，由于处在意识形态核心，从新石器到夏商周，十分辉煌。最初的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由东、南、西北三大族群融合而成，傅宪国《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石钺》讲到考古上的石戉，正好涉及三大族群所在的广大地区，包括长江中下游及广东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薛家岗文化、早期良渚文化、典型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峡文化；山东及附近地区的早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王湾二期文化、龙山文化。刘静《先秦青铜钺再研究》讲夏商周青铜钺的分布，大致分为五区，以冀鲁豫为代表的中原区为中心，辐射或关联到陕晋地区、关中地区、陕川地区和鄂赣地区，再及更外的地区。在石戉与青铜钺之间的玉戉，其地理分布也大致相同。戉(钺)从石到玉到青铜，在远古中国的东西南北中普遍存在大范围成系列地共进。并且，从石戉到玉戉到青铜钺形成了丰富的器形体系。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石戉玉戉青铜钺尽管有如此多的器形，却有共同的特征：都是片形的，而与阿舍利手斧的立体形区别开来。从文字学上看，钺来于斧，斧来于斤，斤正是片形之砍砸器。
新石器的中国有如此多姿多彩的斧钺，应是在旧石器时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不从中西的比较看，而从中国自身看，旧石器时代的砍砸器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与阿舍利手斧略近的器形(立体形)方向，二是与阿舍利斧器形不同的薄刃斧(片体形)方向。立体形方向演变为两个分支。其一，在南方分化为嚎蛎啄，保持手斧原有基本特征，接着停滞，仅存于南方局部地区，尔后逐渐消失。上面讲的中西比较，正是建立在这一对中国不利的材料上。其二，在北方分化为矛形器，并进一步精细化和小型化，最后演变为后来广泛使用的簇。在片形体方向上，主要是工具精致化路线，在这条线上一方面细化为斧—锛器具，另一方面小型化为端刮器、石凿工具。
除工具方向外，应当还有两个方向，一是武器化路线，在战争需要的推动下形成干戈戚斧戉扬系列；二是精神化路线，就是在工具和武器的基础上升华礼器的斧戉戚我系列。只是这两个方面在新石器时代才明显起来，而推断为应有，但因考古材料的不足，仅限于理论上认定。回到旧石器时代，可以说，这里的人群在石器材质和观念形态的双重影响，在器形和观念的紧密结合上，其演进的主线，是从薄刃斧到石戉。而薄刃斧在中国称为“斤”。“斧”上父下斤，斤是其器形，父是代表器形本质的观念。从而，中国的斧以斤为主，是片形器，与西方的axe(斧)是两面器，具有本质的不同。明乎此，才能对中国旧石器的斧的演进，找到正确的研究路向。中国石器的演进，是由斤到斧到戉。斤，是中国斧的原型，也是后来斧戉发展的基础。由于中国远古发展的复杂性，文字和器形成为两个虽有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经过悠长的时间，秦汉学人已经难以区分在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斤、斧、锛、戉、戚、我等文字，而今的考古学人对如何把这些字对应考古掘出的斧形实物上，有些困惑。但文字是在历史的基础上按一定的规律产生出来，并随历史按一定的规律演进的，因此，从文字是可以找出中国远古文化的石器工具“斤”是怎样演进为占据文化核心位置的“戉”的。而中国美和艺术的起源之谜，正存在于从斤到斧到戉的演进逻辑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