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文化圈的分界线被称为莫里斯线。这个包含现象描述和价值评判于一身的莫里斯线成为压在中国学人心中的一块巨石，这意味着：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一开始就在旧石器的进化起跑线上落后于西方；对于中国美学来说，从工具讲起的美和艺术的起源模式无法在中国展开。于是中国学人(包括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外国学人)开始在中国大地寻找手斧，而且果然“找到了”手斧：步日耶1935年在周口店，裴文中1939年在周口店、1954年在丁村，贾兰坡1956年在周口店、丁村、水洞沟，分别认出了手斧。1963年在陕西省乾县采集的石制工具被邱中郎在1984年报道为手斧，弗里门1977年从丁村遗物中辨认出更多的阿舍利型手斧。黄慰文1987年识别出中国手斧的三个集中分布区，即北部的汾渭地堑、中部的汉水谷地、南部的百色盆地，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以手斧工艺体系为主但同时有石片工艺体系，东方以石片工艺为主，但同时有手斧工艺，二者存在相互渗透现象。[5]这一历经近百年的工作可以用三篇文章的标题作为象征：《在中国发现手斧》(贾兰坡，1956)，《中国的手斧》(黄慰文，1987)，《中国的原手斧及其传统》(安志敏，1990)。这一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突破莫里斯之线。
然而，与此同时，外国学人布鲁尔、格拉斯、考维纳斯等，中国学人戴尔俭、林圣龙、何乃汉等，坚决反对中国有阿舍利型手斧，他们对黄慰文认定的手斧，发表多文进行证伪。对于中国究竟有无手斧，高星认为：第一，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手斧者数量很少，且集中在有限的区域内。第二，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分布区基本在中国南方砾石石器文化圈内，北方的石片工具体系内不存在手斧的组合。第三，中国多数手斧的技术与形态特点同典型的阿舍利手斧所具备的通体加工、软锤技术、薄化修理、器身工整对称的加工策略和形态特征有很大区别，而相似于“原型手斧”即属于阿舍利型手斧初期的阿布维利型手斧。安志敏不把中国出现的手斧与阿舍利关联，而命名为“中国原手斧”，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国旧石器的手斧包括双面器、单面器和三棱器三类，分布于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几十处地点，以华中的发现最为丰富。它们属于旧石器初期的遗存，旧石器中期后已大体绝迹。第二，这类手斧与砍砸器、石球等共存，不同于阿舍利文化传统的手斧。第三，中国旧石器初期至少有两个文化传统，即以原手斧为代表的砾石工业和以周口店文化为代表的石片工业，但华北的原手斧传统后来已被石片工业所完全代替。
黄慰文、安志敏、高星三人的观点，都是在莫里斯理论的巨大压力下，以阿舍利手斧为参照来看中国手斧。从他们的观点可以看出：第一，中国手斧，无论如安志敏所自名为“中国原手斧”，还是如高星那样比成阿舍利手斧的初期形态，都是低于西方的手斧，当黄慰文说已经达到阿舍利手斧型，又释为两文化圈互渗的结果，似乎其存在也非中国本原。第二，中国手斧不是仅限于少数地区，就是曾经存在后来消亡，意味着手斧根本不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主流，中国旧石器的主流是石片工艺。这样一来，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基本叙事，仍然面临前面讲的两个基点。从文化上讲，石片工艺在技术层级和文化层级上低于手斧工艺；从美学上讲，美和艺术的起源无法按照西方那样，以砾石工艺向手斧工艺演进的逻辑框架来进行。
这样的思考以及引出的结论，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只要把眼光从旧石器时代延伸到新石器时代，就可以显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