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利用空间地理信息、GIS等技术推进水利遗产调查，已汇总数千条水文化遗产数据，沿岸省市也陆续开展文化遗产调查，构建起“数字家底”。同时，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不断完善，2022年长江委牵头成立由59家单位组成的“长江水文化建设联盟”，推动保护从行业职责转向社会共治。

2003年三峡工程蓄水发电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峡库区始终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持续探索重点生态功能区、欠发达地区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如今，库区绿水青山“颜值”更靓了、金山银山“价值”更高了，经济发展活力更强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的发展模式基本形成，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的示范性作用。

长江生态保护修复的首要经验在于彻底的理念嬗变。我国首部流域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施行，以法治力量驱动治理变革，推动形成了一套涵盖铁腕治污、生态修复与产业转型的综合治理新格局。其着力点在于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到沿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我国水利管理正经历从传统经验决策向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深刻变革，为有效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和实施载体。过去，治水更多依靠前辈们的经验与勇气。而今天，我们正在利用数字孪生水利这项技术重塑治水范式，逐步实现“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

“破坏容易恢复难”，这是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预防为主，是人类在饱尝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惨痛代价、又付出巨大的恢复努力后得出的深刻经验。防范和应对生态风险，始终是确保生态产品质量和持续供给的关键举措。必须要加快研究制定生态产品综合质量评估体系，探索基于生态风险防范的生态产品经营开发准入机制，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可持续转化。

首先，机制创新是关键，通过“跨省生态补偿”“生态产权交易”等制度，使得具有外部性特征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可交易，实现“保护者受益、受益者付费”；其次，加强对区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是根基，只有不断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才能为价值实现提供基础；最后，产业融合是核心，将生态系统调节服务融入农业、旅游、制造等产业价值链。

民生之本在于就业，增收之基依托产业。近年来，三峡库区始终将就业提质与富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培育特色产业、加快农文旅融合等促进更高质量充分就业，让库区群众的 “钱袋子” 越来越鼓，实现了从 “保就业” 到 “稳就业”、从 “保收入” 到 “增收入” 的跨越。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向都市圈“多圈统筹”、城市群“空间融合”以及生态安全“共保联治”的更深层次和更高质量的新阶段发展。要求我们超越单个城市的视角，运用系统思维和一体化视角，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共同挑战。我们要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引，坚定不移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城市发展新路，将韧性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当前，数智技术与绿色发展的结合正在从技术应用的浅层对接走向发展范式的深度重塑。推动数智经济与绿色经济深度融合，不仅是落实“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的内在要求，更是培育绿色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

进入数字时代，长江文化因其分布的广泛性、管理归属的多元性，面临着资源整合不足、数据标准不一的问题，呈现出碎片化特征。为应对这些挑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明确提出“系统推进实施数字再现工程”。以数字化手段重塑长江文化的整体性叙事，不仅是顺应数字化赋能文化发展的趋势，更是推进长江文化研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的内在要求。

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实现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模式，转向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绿色为普遍形态的新型发展范式。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创新为县域经济注入新动能，绿色发展则为其塑造新优势，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县域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延安是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党中央在延安就战斗和生活了13个春秋。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从精神内涵上看，延安精神所内含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对“不怕苦、不畏难”的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延安时期是党思想文化事业大发展的黄金阶段。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一思想不仅确立了文艺的政治方向，也奠定了党的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延安时期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形成了诸多宝贵经验。

新时代以来，面对价值多元、媒介迭代、代际更替的新语境，如何让红色文化真正“活”在当下、“燃”在青年心中，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红色文化要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必须紧扣青年群体的认知逻辑、媒介习惯与审美偏好，走出一条以当代青年为主体、以现代网感为载体、以年轻化审美为风格的传承创新之路。

2025年9月初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坚持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力求实效为核心理念，深刻回答了“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为新形势下全球治理变革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完整的多边主义行动框架。

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机关在这里居住办公。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59篇文章，有112篇出自延安时期，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都写于此，写于凤凰山窑洞的有16篇、杨家岭窑洞的40篇、枣园窑洞的29篇。毛泽东思想在这里趋于成熟，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亦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精神坐标。回望这段峥嵘岁月，从抗战时期致力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到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再到新时代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和平的追求一以贯之，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不断深化，彰显了一个大党大国深厚的天下情怀与使命担当。

小城旅游的异军突起，在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图景中绘就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标准化、同质化的旅游产品渐显疲态，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那些沉淀着历史厚度、散发着生活温度的中小城镇。小城旅游的活力焕发，绝非简单的资源开发或市场促销，而是一场关乎文化主体性、发展范式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

九十年弹指间，中国的国际地位如何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在宏伟蓝图指引下不断增强国家实力、丰富国际理念、落实行动计划，以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民族复兴新境界，铸就了中国国际地位历史性提升的坚实根基。

1928年，曾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23岁美国青年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艰难抵达陕北苏区，开始历时4个多月的访问。周恩来告诉他，“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斯诺在整理第一手调研采访资料后，于1937年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此书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记录，并且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