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枚边长15毫米，高30毫米的铜质狮钮小方印，下部为正方形印台，上部为一个造型生动的圆雕狮子纽，底部印面刻着“杨靖宇印”四个隶书字。它是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的办公印章。如今，这枚经历过炮火、见证过机密的印章，或许成了人们与这位抗日将领“直接”的相遇。

　　1939年秋冬，为应对日伪军的“大讨伐”，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杨靖宇冒着零下40℃严寒，带着极少部队与敌周旋。1940年2月15日晚，杨靖宇身边只剩下了两名警卫员。几天后，两名战士去找寻食物时遇害，日军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这枚印章，判断杨靖宇就在附近，便增加兵力，封锁搜山。

　　杨靖宇在身患重感冒、几天粒米未进的情况下，只身一人与敌人昼夜周旋。由于汉奸的告密，敌人在三道崴子包围了他，面对敌人的劝降声，杨靖宇手持双枪始终拼死抵抗，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5岁。

　　1967年，吉林省通化县兴林镇曲柳川村村民在铲地时发现一个铜物件，洗干净后发现上面赫然刻着“杨靖宇印”。这枚被日军丢弃的印章，曾跟随杨靖宇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岁月。如今，这枚见证了历史风云的珍品，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印章外表光滑圆润，在灯光照射下闪着光晕。或许从前，它一直在文件纸页上印证；如今，它仍然在历史的书页上镌刻印证。

　　“杨靖宇”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早已融入这片土地、沉入山河，成为中华民族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锋芒。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的频率是，波长61米，周率4940千周……”1940年12月30日19时整，伴随着“铛……铛……铛”几声铃响，刚刚成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第一声清脆的呼号，中国人民广播事业从此起步。

　　图中这台机器，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使用的第一部发射机。由它发出的红色电波，曾经穿越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震撼民族解放的万里长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延安被严密封锁，通过广播开展抗日宣传迫在眉睫。1940年3月，这台广播发射机自苏联莫斯科来到延安。当时距延安城19公里的王皮湾村，被选定为最初的发射台台址。

　　呼号XNCR，“X”为当时国际规定的中国无线电台呼号英文字母，“NCR”为“新中国广播”的英文缩写。对于当时的抗战军民来说，这个呼号代表着延安，也代表了希望。

　　如今，走进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旧址，一孔饱经风霜的土窑洞，记录着当年广播人的勇气和艰辛。没有降温设备，就在窑洞墙壁上凿方槽、填冰块；缺少发射天线架，就用三根大树杆捆成“丫”形，竖在山上；没有报时器，就用筷子敲碗，发出“铛铛”的声音……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不断从延安发出，犹如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

　　1943年春，因广播发射机零配件损坏，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暂时停播，直到两年后在抗战的胜利声中恢复播音，此后，新华广播的呼号历经变迁，但对全国的广播再没中断，并于1949年12月5日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此，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特殊的小提琴，琴体总长60厘米，宽21厘米，厚10厘米，琴弓长80厘米。尽管琴颈部位有修补和拼接的痕迹，但历经70多年岁月洗礼，这把琴依然闪亮精致。它是目前已知存留的唯一一件延安鲁艺人自制的乐器。

　　时间回到1940年冬，时任重庆中华交响乐队首席大提琴的大提琴家张贞黻经介绍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由于西洋乐器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十分稀缺，他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从重庆到延安时，他就随身携带着制作工具和一本英文版的乐器制作书。不久，延安乐器厂在延安桥儿沟的一个窑洞里开办了，由张贞黻任厂长，成员大多为鲁艺学员。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王卓回到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小提琴，师从张贞黻。苦于没有乐器，他向戏音部主任吕骥求助。吕骥请当时在美军观察组帮忙工作的美术系版画家古元在美军驻地的食品、物品包装箱里找到适合做提琴的松木板和硬木板材料。琴弦取材于羊肠和破旧电话线，琴弓则来自于鲁艺教员宋侃夫养的一匹马的马尾。

　　就这样，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的材料，在张贞黻的细细打磨下，成了一把精美的小提琴。古元看到这把自制小提琴后赞叹不已，在琴把上刻下“鲁艺自制”四个字。从此，这把小提琴就由王卓学习使用。但后来在东北解放战争前线演出时，小提琴的琴把被压断，刻上去的“鲁艺自制”四个字也没能保存下来。

　　2012年7月28日，时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地回到延安，捐出了这把小提琴。如今，这把小提琴就这样静静陈列在延安文艺纪念馆里，它见证了延安鲁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见证了延安鲁艺艺术教育的光辉历史，也见证了两位音乐家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是鲁艺精神实实在在的“活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