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④】

　　光明日报记者 陈海波

　　“马兰黄土下面是什么黄土？”

　　“第一层有多厚？什么颜色？层析怎么样？”

　　“跟上面的黄土、下面的黄土比较如何？里面有什么化石？结构怎么样？”

　　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而且，还在继续：那么，第二层呢？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

　　这是1961年，中国现代地质学开拓者李四光的一连串发问，此时，他已年过七旬；被提问的，是地质学界新星，44岁的刘东生。

　　为什么而问？为了一篇论文——《中国的黄土》。

刘东生在授课。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供图

　　跨越半个多世纪，这篇论文的手稿照片，出现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佳静的课堂上。张佳静把手稿照片放大，台下学生的眼睛也瞪得更大——格子纸上字迹工整，首页有一段致谢语以及多个人名。第一个名字，就是李四光。

　　论文，是刘东生为1961年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准备的，他要参会做学术报告。第四纪是地球演化历史上距今最近的地质时期，黄土是研究地球环境变化的重要载体。论文写完后，刘东生找到李四光，请这位学术泰斗提提意见。于是，便有了上面的发问。

　　“你跑了多少地方？”李四光继续问。

　　这个问题，不太容易以数字作答。20世纪50年代，刘东生带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第四纪研究室的同事们，开展了中国首次大规模黄土高原地质调查。从山西太行山、吕梁山，穿过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到达甘肃临洮和宁夏固原；从内蒙古的大青山麓，到陕西的秦岭北坡……他们踏遍山山峁峁，行程上千公里，吃住在野外，完成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10条黄土大剖面的调查。

　　彼时，国内外学界对于黄土的成因已争论了100多年，“风成说”“水成说”等说法众说纷纭。刘东生不相信任何一种说法，只相信脚下的黄土。他和团队成员根据这次调查的一手资料和样品分析，首次建立了对黄土高原的三维立体认识，并提出了后来被学界广为接受的“新风成说”：把风成沉积作用从黄土高原顶部黄土层，拓展到整个黄土序列，并把过去只强调搬运过程的风成作用，扩展到物源—搬运—沉积—沉积后变化这一完整过程。在这篇论文里，他分析了黄土的分布、颗粒等情况，以及黄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当刘东生把黄土高原一层一层地向李四光“掰开”时，这位老科学家的记忆或许也被打开——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跋山涉水，在太行山麓和大同盆地发现冰川遗迹，推翻国际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论断。后来，他的考察足迹又遍及贵州高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

　　实地考察是地质学科的特色，也使地质学家铸造出一种品质——踏实研究，严谨治学。李四光如此，刘东生亦如此。

　　有了这样的考察，以及多年的地质学积累，李四光才放心与刘东生开始讨论：从论文框架，到遣词造句，事无巨细。为了某一个黄土地层的命名，甚至要讨论一天。这样的讨论，有时候在办公室，有时候在散步的路上。

　　几轮讨论后，论文重新清晰起来。刘东生据此完成学术报告。“反应很好，大家的这一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后来被誉为中国“黄土之父”的刘东生晚年回忆，轻描淡写。事实上，会场里的气氛热烈而激动——与会者被翔实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和严谨的研究分析折服。

　　这种折服，60多年后也出现在张佳静的课堂上——当她讲起这些往事时，学生们肃然起敬。“一篇论文背后，是这么扎实的调查研究和讨论修改，我们以后做论文也得更踏实些！”一位学生感叹。

　　还有更让人敬佩的，刘东生老而弥坚。74岁他赴南极进行一个月的科学考察，79岁他登上北极斯瓦巴德岛的一座冰川，86岁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7岁他进入罗布泊无人区考察。

　　“我喜欢实地踏访。为了掌握更多情况，便于与同行交流。”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刘东生，对脚下的土地，永远饱含敬畏与谦逊。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15日 01版）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③】 

　　光明日报记者 詹媛 光明日报通讯员 王传超

　　屠格森与尹文英，又“吵架”了！

　　“尹女士，请再仔细看看，你会同意我的看法。”

　　“您知道，屠格森先生，不是一天两天，您也承认华蚖是很特别的，我有充分的理由坚持我的意见。”

　　197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动物博物馆，这两位科学家一见面就争论，坚持各自学术观点，谁也无法说服谁！

尹文英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供图

　　他是年长的国际权威学者，她是未曾扬名的中国后辈，学术地位悬殊，为何争论不休？

　　有一份手稿，与此深有渊源。它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尹文英写于1965年。

　　在这份名为《中国原尾虫的研究——上海地区古蚖科的一新属和六新种》的手稿上，尹文英详细记录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一种只有1246~1458微米长，比跳蚤还小的昆虫。

　　“薄薄一页纸，却有千钧重！”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人才研究所所长杨志宏介绍，手稿所记录的是国际原尾虫研究领域公认的里程碑式成果：中国科学家独立发现的原尾目的第四个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在当时被日本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盛赞为“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屠格森与尹文英的争论，正因它而起！

　　作为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屠格森建立了经典分类系统，权威毋庸置疑。

　　虽然屠格森也认同华蚖与已知原尾虫均不相同，无法纳入他的原尾目分类系统，但却坚决不同意尹文英提出的将华蚖归属于古蚖亚目的主张。

　　尹文英视屠格森为异国导师，怀有深深敬意。可面对学术争论，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

　　屠格森的追问也未停止！尹文英回国后，他给她发出一封信函，列出17个问题，要她“拿出充分的证据，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尹文英当时“窘迫难堪、寝食不安”，但她还是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因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是经过十几年严谨工作得出的”。

　　要让屠格森口服心服！尹文英决定寻找更充分的证据——解剖华蚖的精巢，从生殖细胞比较中，找出系统分类学上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自1980年起，尹文英与意大利锡耶纳大学教授达莱合作，在电子显微镜下先后对8科、16属、20多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比较，发现它们无论是外形上还是结构上都极富多样性，从而揭示了原尾虫精子的进化路线，验证和完善了原尾虫的分类体系及各类群间的关系。

　　尹文英“叫板”成功了吗？

　　是的！10年光阴，一系列研究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尹文英的学术观点，纠正了屠格森及过去一些学者的错误理念，尹文英对华蚖的分类更准确！

　　“要知道，任何号称经典的东西都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尹文英曾回忆说，“如果按照一整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

　　自1965年发现红华蚖，写下手稿，到1979年访问丹麦，挑战权威，至最终争论得解，悠悠20余载已过。

　　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让尹文英率先为我国引入了超微结构这种领先的分类学方法。

　　回想屠格森的17个问题，尹文英始终没有忘记，“他的提问拓宽了我的思路，深化了我的理解，是我不断追求真理的动力”“科学不断发展、人类认识不断深入，必将引出新发现，产生新理论”。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05日 01版）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②】

　　光明日报通讯员 吴明静 光明日报记者 杨舒

　　“老于、胡思得：”

　　一根细细的铅笔，微微颤动，在稿纸的头两行缓慢地写下这个“抬头”。

　　然而，仅仅是几行字，这铅笔的主人便因乏力和疼痛，额角沁出大滴大滴的汗珠。这一天，他刚刚打完化疗。

　　时隔近40年光阴，许鹿希仍清晰记得那个场景：1986年3月14日，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她的丈夫——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元勋”邓稼先因患直肠癌动了手术，已无法直接坐在椅子上，却仍勉强“悬”坐在一个轮胎的内胎上，坚持书写一封信。

　　信的原件，现存于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档案室。

　　谁是“老于”？又是什么事，让重病在身的邓稼先一定要写这封信？

　　信笺下方，一串神秘的黑点给了记者解惑的索引——

　　“黑点处代表着被略去的国防机密，指向了一份建议书。”许鹿希回忆。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此时，邓稼先在“抢时间”完成人生最后一件大事——他要和多年的同事、好友、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联名上书中央，建议加快我国核试验进程。

　　为什么要加快？

　　因为，山雨欲来风满楼！

1984年10月在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纪念会上周毓麟（右）与邓稼先（左）交流。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供图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保卫自己、维护和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核大国为了维持其优势地位，可能会做出同意全面禁核试的决定。邓、于两位战略科学家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形势已越发严峻：美国的核试验做了1000多次，苏联接近1000次，核武器研制水平已接近极限，停下来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中国当时完成的核试验次数却仅仅只有30余次。

　　新一代国防战略装备研制正处于最敏感和最关键的爬坡阶段，许多重要的成果和进展虽然胜利在望，但尚未最后拿到手。一旦被迫禁核试，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和国防高新技术发展将遭受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这，就是邓、于二人担心的“多年努力，将功一亏”！

　　作为邓稼先多年的同事和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全程参与了这份建议书的起草，并负责在医院与研究所两边联络。

　　那时，同事们都亲切地将邓稼先唤作“老邓”。胡思得回忆，老邓忍着病痛手书，笔迹常显得缭乱，他便负责把其意见整理好，交给于敏、胡仁宇等专家修改，再将修改稿送到医院交老邓一字一句审阅修改。

　　这封写于3月14日的信，正是那些往返意见中的一封。只是，那天，邓稼先对建议书签名上报方式做出安排后，最后又加了一句：

　　“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挺不舒服的。”这是邓稼先在工作中罕有的一次谈及病痛，但也只此一句。

　　许鹿希至今记得，病床上的邓稼先手握密封的信件，对她说：“这份建议书比你我的命都重要！”

　　1986年4月2日，这份重要的建议书定稿，以邓稼先和于敏两人的名义向中央呈报，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18天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他留下最后嘱托：“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

　　这是一份凝聚着国防科技工作者报国情怀、又十分科学客观的建议书，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此后，中国核武器事业走过了一条“十年加快”之路，核武器研制水平实现了极大提升。

　　1996年7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于敏、胡仁宇、胡思得怀念邓稼先的文章，“十年来的形势变化，完全证实了建议书的正确性。每当我们在既定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

　　那一年的7月29日，中国西部，成功进行了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

　　确定核试验的“零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这个特别的时间点，完全出于巧合。这天正是邓稼先离开十周年的日子。清晨，试验队伍出发前，胡思得照例要给大家做动员，这一次，他格外动情：

　　“老邓在天上看着我们呢，我们一定能成功！”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21日 01版）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①】

　　光明日报记者 崔兴毅 光明日报通讯员 程瑜

　　1980年1月22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通讯，讲述一位老科学家入党记。

　　文章的主角，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院士。同一天，他“年轻”的同事杜祥琬写信向他表示祝贺。5天后，杜祥琬收到王淦昌的回信，“其实这事我早应该奋斗争取，以自己努力不足，以致拖到现在，非常惭愧”。

　　如此功勋卓著的大科学家缘何“惭愧”？泛黄的信纸上，工整雄健的百余字，如丝丝引线，将故事拉回到45年前。

王淦昌（左一）与工作人员交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供图

　　1979年的那个下午，在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办公室，原子能研究所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王淦昌的入党申请。王淦昌以一口江南口音，介绍着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信念与追求，郑重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年，王淦昌已经72岁高龄，他“怪”自己应该更努力一点，早一点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他激动地说。

　　“说这话时王老的嘴唇一直在颤动，他的眼睛应该是模糊了，还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当时的情景，杜祥琬仍历历在目，“那一刻，王老该有多少话想对党倾诉啊！”

　　虽然心潮澎湃，但面对杜祥琬的祝贺，王淦昌谦虚回应：“希望你和同志们多多帮助，能对党和人民做出应做的事。”

　　什么是王淦昌心中“应做的事”？

　　“把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推向前！”为了这个信念，王淦昌隐姓埋名坚守戈壁沙漠17年。冒高温、顶沙尘、住土屋、挤帐篷、喝苦咸水，冒着生命危险现场指挥上千次爆轰实验，见证了中国第一朵“蘑菇云”腾空出世。

　　“收到信后我既意外又感动，没想到王老那么快就回信了。”已卸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多年的杜祥琬院士感慨。

　　信里还专门提到：“毛剑琴同志已去伦敦大学进修，闻之不胜欣喜，望她能抓紧时间多学多做，早日归国，为祖国做出大的贡献。”

　　毛剑琴，正是杜祥琬的爱人。

　　被这张信笺勾起心底的记忆，正在整理资料的毛剑琴停了下来。“这些都是我带的博士生、硕士生做的研究，获得了好几十项专利，好多项部级奖，还有一项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呢，他们中不乏总师、教授！”毛剑琴笑着说。

　　“王老的嘱托言犹在耳。我清楚自己的使命，国家派我出去是读书、做研究的。我应该早日学成归国！”访学结束，毛剑琴放弃了留在国外任教的机会，毅然选择回国。如今，看着自己的学生成长成材、奉献祖国，她无比欣慰：“我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没有辜负王老的期望！”

　　“中国科学家精神的灵魂是爱国，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两弹一星’元勋等老一辈科学家不畏艰难、无私奉献、忘我奋斗，为我们树立起一座座科技报国的丰碑，这是中国科技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代代传承、发扬这样的精神。”杜祥琬说。

　　“向相熟的同志们问好”，信中最后的这句“问好”，又把场景拉回到那一天——

　　参加支部大会的21名党员，一致举手通过，赞成王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20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