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27】

　　光明日报记者 张士英 赵家宁

　　2025年岁末，黑龙江省“龙江楷模”颁奖现场，当主持人念出谭久彬院士的名字时，掌声如潮水般涌向台前那位神情平静、衣着朴素的科学家。

　　“挑战尖端、仪器报国，未来，我们将向新的世界科技高峰再次攀登！”谭久彬的话朴实有力。这是一位科研人员根植心底近半个世纪的信念。

　　精密仪器是科学探索的“眼睛”、高端制造的“尺子”。精确至纳米量级的“毫厘之争”，关乎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制造水平乃至战略安全。

　　在超精密测量与仪器工程深耕48载，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院长谭久彬带领团队创造了多个“第一台”，一步步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由他主持研制的超精密测量仪器与测试装备，解决了我国超精密制造装备、高性能卫星相机等30余个高精尖装备研制生产中的测量难题，引领我国在相关测量领域跻身国际前列。

　　“年轻人心气足，要做就做最顶尖的，挑战尖端才能实现仪器报国。”这是谭久彬常说的话，也是他走过的路。

谭久彬 哈尔滨工业大学供图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先进装备研发急需一台大型圆柱度仪。由于技术指标要求高、研制时间紧，国内众多专家和团队研判后纷纷却步。

　　学校找到谭久彬时，这个刚刚博士毕业的年轻人爽快地回答：“我能做！”

　　任务接下了，可现实条件异常艰苦：算上他，课题组只有3人，没有实验室，连办公桌都是借的。

　　“学生实验课一结束，我们赶紧进屋把桌上的仪器搬开，围着桌子画图纸。上课铃一响，又马上恢复原样，转战走廊找个地方继续讨论……”谭久彬回忆。

　　进入实施阶段，学校想方设法为课题组解决了一间实验室。11平方米的房间，放置好仪器设备后，连转个身都难。但谭久彬很知足：“总算有了自己的阵地。”

　　1995年，我国第一台大型专用精密仪器在这里诞生。

　　首战告捷，谭久彬却异常清醒：超精密仪器是国家发展急需的核心技术，买不来也绕不过，必须扎扎实实做技术积累，拿出“硬碰硬”的东西。他毅然锚定方向：专注超精密光机电一体化仪器工程，对标国际一流，向尖端发起挑战！

　　这条路并不好走。彼时，国内相关研究多以发论文为主，工程应用中的关键技术问题鲜有人问津，追赶国外先进水平犹如天方夜谭。

　　“如果连我们都不做，那么谁来填补这块空白？我们的研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成果，可能一干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要有坐穿冷板凳的劲头。”谭久彬的话，平和却如金石掷地。

　　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在挫败与重来中度过。团队一点点啃下“硬骨头”，终于在超精密特种形状测量领域拥有了与国际顶尖水平“掰手腕”的底气。基于新原理研制出的我国第一台基准型圆柱度测量仪，在与国际权威计量机构开展的测试对比中多项指标占优，被采用为国家级计量标准装置。

　　十八年磨一剑。2006年，谭久彬团队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此后，他带领团队在大深径比微小孔径测量、气磁隔微振技术上连续突破，两次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熟悉谭久彬的人，都称他为“拼命三郎”。哈工大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崔俊宁仍记得研究生面试时，导师谭久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吃苦，敢不敢接受挑战”。

　　“实验室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这样的工作强度，我适应了很久。而谭老师至今几乎全年无休，只要不出差，准能在办公室、实验室找到他。”崔俊宁说。

　　这份韧劲，更体现在谭久彬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上。

　　“攻坚克难没有捷径。”哈工大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胡鹏程对导师给他上的“第一课”记忆犹新，“在一次重大科研攻关中，一个核心传感器基本研发成功，但是信号总是有微小干扰，就像一个扎进肉里的‘毛刺’，怎么也去不掉。我们一群年轻人试了各种算法，折腾了好几个月，实在有点不耐烦，私下里就议论，这个小‘毛刺’其实无伤大雅，要不就不管了吧。”

　　“搞超精密测量，容不得半点瑕疵。今天，我们对一个‘毛刺’妥协，明天，我们做出来的高端装备就可能差别人一大截。”谭久彬领着大家一遍遍审核数据、追查根源、改进方案，几个晚上连轴转，眼睛熬得通红。

　　最终，问题锁定在一个极其微小的接地设计上。解决的那一刻，谭久彬开心得像个孩子：“看，只要我们比困难还硬，它就一定怕我们！”

　　正是这种“死磕”的劲儿，让谭久彬团队研发的纳米级精度测量仪器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使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此项技术的国家之一。

　　从事科研不仅是一份事业，更是不容辜负的责任使命。

　　与青年师生交流，谭久彬常提起早年的科研经历：“当时实验室里最核心的仪器设备清一色贴着国外牌子，用的时候小心翼翼。因为维修不仅会花费天价，还得看人家脸色，核心技术更是对我们完全封锁。那种憋屈，刻骨铭心……”

　　“想不憋屈，得靠自己争气！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一定能做到，而且能做得更好！”在谭久彬的感召下，学校一批中青年教师在世界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学成归来，投身这项“寂寞却关乎国家命运”的事业。

　　“只有建立起新一代国家测量体系和仪器产业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形成支撑科技强国、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建设的能力。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代代仪器人持续奋斗。”近些年，谭久彬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呼吁。

　　每年春节，哈工大超精密光电仪器工程研究所门口，都会张贴谭久彬创作的这副对联——“树雄心艰难创业图国家强盛，立壮志刻苦攻关为民族复兴”。

　　这二十四个字，道尽了他始终炽热的报国信念。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8日 01版）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29】

　　光明日报记者 宋喜群 冯 帆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数论，那你一定听说过哥德巴赫猜想。

　　有人说，它是数学“皇冠上的明珠”——200多年来，众多数学家为之倾注心血。在中国，潘承洞证明命题“1+5”，后与王元各自证明了“1+4”，陈景润则证明了“1+2”……

　　而在另一位数学家眼中，哥德巴赫猜想只是数论海洋中的一朵浪花，其所涉及的素数都是线性的。而数论中，还有更广泛的非线性问题。

　　这位数学家叫刘建亚，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刘建亚山东大学供图

　　一个偶然的机会，17岁的刘建亚读到了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从此，数学世界的大门在他面前打开了，数论的种子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走出大学校门，刘建亚先当了几年数学老师。之后，他决意报考山东大学数学系，师从潘承洞攻读博士学位。那是1989年暑假，刘建亚第一次在山东大学主楼办公室见到了潘承洞。潘承洞告诉他：“关于数论，就这么多内容，你要自己探索方向。”

　　随着日复一日深入研究，刘建亚越发认识到，“数论的整个范围好像一个丰富多彩的果园，有着各种各样的果树与果实，‘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颗树顶的苹果。但我们开辟了新途径，摘了一筐橘子、两筐桃子，解决了一些其他问题”。

　　研究数论是个苦差事，需坐得住“冷板凳”，要有祛除浮躁的耐心。

　　刘建亚在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攻关的一个难题，是美国数学家盖拉格1975年提出的猜想，即每个大偶数都可表示成4个素数的平方与固定个数的2的方幂之和。多年来，很多人研究过这个猜测，但未有突破性进展。

　　那段时间，他一头钻进了这个问题。可大半年时间过去了，研究进展并不大。但由于长时间高压力地思考计算，他常常吃不好、睡不着，身体几乎要垮掉。

　　有一天，在图书馆翻阅书刊时，一篇法语论文吸引了刘建亚的目光，那篇论文的题目如电流般，激活了他头脑中长久淤积的疑惑——解决方法终于找到了！

　　1998年，刘建亚开始接触之前不甚了解的现代解析数论，率先将经典数论与现代工具结合，进入现代数论核心研究领域。

　　面对基础科学领域的关键难题，刘建亚牢记导师潘承洞“立足中国大地，做世界一流学问”的教诲，挑战最前沿难题，将高阶自守形式与素数分布结合，开辟全新研究路径。

　　他15年如一日潜心攻关，凭借着这份坚持和执着，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系统研究了高维自守形式理论，首次得到了一类自守L-函数的亚凸性上界；建立了一座桥梁，成功将高维自守形式作为它山之石应用到素数分布；沿着这座桥梁，在一些非线性素数分布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例如二次型方程的素数解、高次方程组的素数解等等。

　　2014年，刘建亚的“自守形式与素数分布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是继1982年陈景润、王元、潘承洞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后，唯一的解析数论获奖项目。

　　“做数学研究，有的可能一年都没有头绪，有的可能要探索10年、20年、30年，甚至一生都久攻不下，但这就是数学研究的常态。”他常常宽慰学生，不是所有人都能登顶珠穆朗玛峰，但向上攀登的每一步，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

　　“深夜路过他的办公室，里面的灯总是亮着，哪怕春节期间，他依然坚持在做科研，特别是在攻坚时期，他每天用纸笔鏖战到凌晨都不停歇。”数论团队成员、山东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教授黄炳荣说。

　　尽管忙碌已是刘建亚的常态，但他却没有忽略对年轻人的关心和栽培。“课题组每周一次的数论讨论班，他次次不落，支持学生们在一个个难题中勇挑大梁，鼓励大家跑好科学研究创新的‘接力赛’。”黄炳荣坦言，得益于刘建亚的悉心指导，他才能坚持在数论领域沉心静气、专注探索，并获得首届陈景润奖。

　　德国数学家高斯认为，“数学是科学的女王”。对此，刘建亚阐释说，数学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学科。数学之真，在于它是所有科学的女王；数学之善，在于它对其他学科的产生发展有益或有用；数学之美，则在于它的冷而严峻、屹立不摇。

　　刘建亚常鼓励学生走出去，跟不同的人交流，在碰撞中产生灵感。在他的影响下，山东大学数论课程体系既重视经典解析数论，又强调解析数论的现代化；学生们既锤炼了中国解析数论学派的传统底色，又拥有了宏阔的国际视野。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用自己“这一辈”的数学，传承发展了中国数论学派，巩固了中国解析数论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在他的引领下，中国解析数论研究的第三代人才，正在世界数学前沿贡献聪明才智。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22日 01版）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28】

　　光明日报记者 张国圣 黄汉鑫 李宏

　　“一定努力！”“一定改进！”

　　几十年过去，父亲杨业晟这两句话，一直清晰地铭刻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教授杨士中脑海里。

杨士中 重庆大学供图

　　杨士中的父亲杨业晟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同时在重庆大学冶金系兼职任教。杨士中年纪还小时，有一次，家里忽然来了一拨人，为首那位进了父亲的房间就把门关了。来人是谁，两人谈了些什么，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但杨士中清楚地记得，那人开门离去时父亲说的就是这两句话。

　　后来杨士中从报纸上看到一张“志愿军用杨业晟同志研制的51式火箭筒打敌坦克”的新闻图片，还在家里发现了国家颁发的奖章和奖励证书，他才大致知道了那一次来人的身份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打那以后，杨士中将父亲的奖章、奖励证书和那篇新闻图片拍下来，不管到哪里工作，都放在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这也成为他作科学研究的座右铭。

　　多年来，杨士中被媒体称为“跨界院士”。他以第一获奖人身份4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次单独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还10余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拥有11项国家发明专利，这些奖项和专利来自计算机、卫星测控、遥感传输、空间能源等不同领域。

　　“有人问我为什么总能‘跨界’成功，其实‘跨界’很不容易，每次都要从头学起。”年近九旬的杨士中说，“我始终记着小时候听到的那两句话。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只要是国家需要，再苦再难也要上。”

　　第一次跨界，跨入“一穷二白”的计算机研发。

　　20世纪50年代，杨士中考入重庆大学电机系，“就想做一个优秀电机工程师”，毕业设计做的是《三峡到重庆的输电变压器》。1960年，大学毕业的杨士中被择优选拔到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刚上班就被安排从电机专业转向计算机研发。

　　那时我国的计算机工业刚刚起步，杨士中对计算机也一无所知。“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研发设备和技术资料奇缺，杨士中捡起中学学过的英语，强化大学学习的俄语，想方设法自学日语，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纳一切有用的信息，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条件简陋的实验室打个盹儿。

　　凭着“一定要让中国有自己的先进计算机”的信念，他参加了我国的功勋计算机——109计算机的研发，并牵头筹建西南地区第一个晶体管电路实验室，还成功研制出晶体管雷达数据处理计算机。“当第一组数据由我们自己研发的计算机成功输出时，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杨士中说。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正式启动人造卫星研制计划。刚刚在计算机技术方面崭露头角的杨士中，又被组织安排“跨界”到人造卫星的电子信息领域。

　　当时我国的卫星遥感及实时回传系统还停留在“胶卷时代”。几百公斤重的胶卷，在太空中三四天就用完了，随返回舱收回后还要送到特定地方冲洗，整个过程耗资巨大，而且需要10多天时间，获取的很多信息早已成为无效信息。

　　“能不能让卫星传回实时图像？”杨士中主动请缨，带领团队在陕西、山东等地偏僻的野外实验站埋头攻关。1983年9月，遥感卫星搭载着杨士中领衔研发的“卫星传输型CCD（即电荷耦合传感器）电视遥感系统”发射成功，实时传回了清晰的地面遥感图像。我国的遥感卫星实现了从“胶卷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跨越，这项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84年，我国发射的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因定向天线未能指向地面接收站而无法通信，杨士中再次临危受命。他利用低增益卫星全向天线和155测控信道改进自己研发的卫星数字传输机，突击研制出卫星语音通信机，首次实现了同步轨道卫星通信。

　　杨士中还发明了“重心频率理论”并研制出“频率截获接收机”，不仅为卫星的成功发射、捕获、跟踪提供了关键技术保障，还广泛应用于雷达、导航等多个领域。

　　1985年，杨士中回到母校重庆大学任教，他带领学生与科研院所联合攻关，通过产学研协同促使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突破。

　　有人觉得像他这样的“天才”，一般的人学不来。

　　“天才基于勤学习，智慧出自苦思索。每次‘跨界’都有那么多的新知识要学习，那么多的新公式要推导，哪一个不是‘苦尽’才‘甘来’？”杨士中认为，自己所谓的“天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多看书，善思考，勤探索；二是服从国家需要，干一行就要爱一行，爱一行就要专一行。

　　2013年，杨士中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共同提出的加强空间太阳能电站关键技术攻关的建议受到国家重视，已经76岁的他由此开始了又一次“跨界”。

　　“这可能是最富有挑战性的一次‘跨界’。”杨士中说。在太空中可以持续稳定地获取太阳能，但如何将太阳能转化的电能从太空中传回地面，一直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传统的思路是集中传输，但这种方式受到许多技术制约，特别是确保安全性的问题。

　　在第717次香山科学会议上，杨士中提出“分散—独立—汇聚”的解决方案，即将超大功率分散成数万个互不干扰、独立工作的小单元传输，在地面接收孔径区域再汇聚成超强可用能源。根据这一思路建设的演示验证模型实体，2025年在重庆大学A校园主教学楼旁落成，为下一步的工程化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就像‘曹冲称象’，用化整为零的智慧解决看似无解的难题。”杨士中说。

　　王韬博士是杨士中院士研究团队的骨干成员。在他眼里，这位长者始终朝气蓬勃，充满了好奇心并且有着超强的动手能力。

　　20世纪80年代，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杨士中就用自己收集的零配件组装了一台电视机；大多数家庭还没有小汽车的时候，他硬是靠着看说明书学会了驾驶。老伴儿年纪大了，搬不动楼上的大花盆，他就给那些花盆都装上轮子。不久前，他还动手组装了一套可以手机遥控的自动浇水机。因为年龄的关系，驾照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考，杨士中每次都是一次过。2025年10月拿到新驾照后，他将副本和身份证装在一个小盒子里，每天上班都随身带着……

　　“杨老师的生活很简单。他自己开车上下班，经常一顿饭只花几块钱，有时候就喝一碗稀饭。”王韬说。

　　2023年，一贯节俭的杨士中向学校捐款50万元设立科学发展基金。他说：“科技的发展、国家的需要，最终还是要靠年轻人。我现在最大的任务和责任就是培养人才，瞄准国家的需要培养年富力强的人才。”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7日 01版）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27】

　　光明日报记者 张士英 赵家宁

　　2025年岁末，黑龙江省“龙江楷模”颁奖现场，当主持人念出谭久彬院士的名字时，掌声如潮水般涌向台前那位神情平静、衣着朴素的科学家。

　　“挑战尖端、仪器报国，未来，我们将向新的世界科技高峰再次攀登！”谭久彬的话朴实有力。这是一位科研人员根植心底近半个世纪的信念。

　　精密仪器是科学探索的“眼睛”、高端制造的“尺子”。精确至纳米量级的“毫厘之争”，关乎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制造水平乃至战略安全。

　　在超精密测量与仪器工程深耕48载，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院长谭久彬带领团队创造了多个“第一台”，一步步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由他主持研制的超精密测量仪器与测试装备，解决了我国超精密制造装备、高性能卫星相机等30余个高精尖装备研制生产中的测量难题，引领我国在相关测量领域跻身国际前列。

　　“年轻人心气足，要做就做最顶尖的，挑战尖端才能实现仪器报国。”这是谭久彬常说的话，也是他走过的路。

谭久彬 哈尔滨工业大学供图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先进装备研发急需一台大型圆柱度仪。由于技术指标要求高、研制时间紧，国内众多专家和团队研判后纷纷却步。

　　学校找到谭久彬时，这个刚刚博士毕业的年轻人爽快地回答：“我能做！”

　　任务接下了，可现实条件异常艰苦：算上他，课题组只有3人，没有实验室，连办公桌都是借的。

　　“学生实验课一结束，我们赶紧进屋把桌上的仪器搬开，围着桌子画图纸。上课铃一响，又马上恢复原样，转战走廊找个地方继续讨论……”谭久彬回忆。

　　进入实施阶段，学校想方设法为课题组解决了一间实验室。11平方米的房间，放置好仪器设备后，连转个身都难。但谭久彬很知足：“总算有了自己的阵地。”

　　1995年，我国第一台大型专用精密仪器在这里诞生。

　　首战告捷，谭久彬却异常清醒：超精密仪器是国家发展急需的核心技术，买不来也绕不过，必须扎扎实实做技术积累，拿出“硬碰硬”的东西。他毅然锚定方向：专注超精密光机电一体化仪器工程，对标国际一流，向尖端发起挑战！

　　这条路并不好走。彼时，国内相关研究多以发论文为主，工程应用中的关键技术问题鲜有人问津，追赶国外先进水平犹如天方夜谭。

　　“如果连我们都不做，那么谁来填补这块空白？我们的研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成果，可能一干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要有坐穿冷板凳的劲头。”谭久彬的话，平和却如金石掷地。

　　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在挫败与重来中度过。团队一点点啃下“硬骨头”，终于在超精密特种形状测量领域拥有了与国际顶尖水平“掰手腕”的底气。基于新原理研制出的我国第一台基准型圆柱度测量仪，在与国际权威计量机构开展的测试对比中多项指标占优，被采用为国家级计量标准装置。

　　十八年磨一剑。2006年，谭久彬团队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此后，他带领团队在大深径比微小孔径测量、气磁隔微振技术上连续突破，两次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熟悉谭久彬的人，都称他为“拼命三郎”。哈工大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崔俊宁仍记得研究生面试时，导师谭久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吃苦，敢不敢接受挑战”。

　　“实验室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这样的工作强度，我适应了很久。而谭老师至今几乎全年无休，只要不出差，准能在办公室、实验室找到他。”崔俊宁说。

　　这份韧劲，更体现在谭久彬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上。

　　“攻坚克难没有捷径。”哈工大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胡鹏程对导师给他上的“第一课”记忆犹新，“在一次重大科研攻关中，一个核心传感器基本研发成功，但是信号总是有微小干扰，就像一个扎进肉里的‘毛刺’，怎么也去不掉。我们一群年轻人试了各种算法，折腾了好几个月，实在有点不耐烦，私下里就议论，这个小‘毛刺’其实无伤大雅，要不就不管了吧。”

　　“搞超精密测量，容不得半点瑕疵。今天，我们对一个‘毛刺’妥协，明天，我们做出来的高端装备就可能差别人一大截。”谭久彬领着大家一遍遍审核数据、追查根源、改进方案，几个晚上连轴转，眼睛熬得通红。

　　最终，问题锁定在一个极其微小的接地设计上。解决的那一刻，谭久彬开心得像个孩子：“看，只要我们比困难还硬，它就一定怕我们！”

　　正是这种“死磕”的劲儿，让谭久彬团队研发的纳米级精度测量仪器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使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此项技术的国家之一。

　　从事科研不仅是一份事业，更是不容辜负的责任使命。

　　与青年师生交流，谭久彬常提起早年的科研经历：“当时实验室里最核心的仪器设备清一色贴着国外牌子，用的时候小心翼翼。因为维修不仅会花费天价，还得看人家脸色，核心技术更是对我们完全封锁。那种憋屈，刻骨铭心……”

　　“想不憋屈，得靠自己争气！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一定能做到，而且能做得更好！”在谭久彬的感召下，学校一批中青年教师在世界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学成归来，投身这项“寂寞却关乎国家命运”的事业。

　　“只有建立起新一代国家测量体系和仪器产业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形成支撑科技强国、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建设的能力。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代代仪器人持续奋斗。”近些年，谭久彬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呼吁。

　　每年春节，哈工大超精密光电仪器工程研究所门口，都会张贴谭久彬创作的这副对联——“树雄心艰难创业图国家强盛，立壮志刻苦攻关为民族复兴”。

　　这二十四个字，道尽了他始终炽热的报国信念。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8日 01版）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26】

　　光明日报记者 赵嘉伟 禹爱华

　　2025年夏天，91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继善作了一个特别的决定——将价值3775万元的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无偿赠与中南大学。

　　捐赠证书交到手中的那一刻，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何继善，与台下眼含泪光的教师和学生，构成了一幅动人画面。几十年的岁月流光，仿佛在此刻凝固……

　　“26岁时，我从灵官渡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书，一头是棉被，来到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我的一切都是学校给的。”回顾60余载光阴，何继善感慨。

何继善 中南大学供图

　　那个从浏阳乡野走出来的青涩少年，就此与应用地球物理结下难解的缘分。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科学的发展永远没有尽头。能做一些让党和人民认可的事情，为祖国发展作贡献，我这一辈子知足了！”作为我国电磁勘探领域的开拓者，何继善研究的“双频激电法”“伪随机信号电法”和“广域电磁法”等科研成果，在矿产资源勘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我国在地球物理探测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地质工作迈入改革转型新时期。“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精神，支撑着地质人攻坚克难、拼搏奉献。

　　然而，如何发现挖掘地底下的珍贵矿产资源，这可是个地地道道的技术活。

　　这一时期，我国金属矿勘探主要引进国外的变频法和奇次谐波法。但是，何继善在研究实践中慢慢发现，该方法存在理论先天不足、仪器设计思想和野外施工方法粗放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技术垄断，国内想要进行矿产资源勘探，必须高价购买国外生产的探测设备，探测成本居高不下。

　　“必须要有自己的探测技术，生产自己的探测机器，发展全新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才能为我国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支撑！”那一刻，何继善还不知道，这一想法会让他耗费10余年时光。

　　何继善甚至变卖了自己的衣物，筹钱买电子元件，自制仪器。为了搜集更多实地数据，他带着学生四处奔波，足迹几乎遍布了我国各类矿山的角落。

　　在云贵高原，何继善曾带领团队在迂回盘旋的山路上行驶了两天有余。团队成员后来回忆，一侧是壁立千仞的青山，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悬崖，这种揪心的感觉，多年后仍让人心有余悸。

　　在新疆萨尔托海的荒漠戈壁上，团队随取水车深入野外进行勘探作业，不料在一次探险中被困于茫茫沙海。绝境中，团队成员靠着水车上仅剩的一点水，顽强地坚持了两天，最终迎来救援队伍的出现……

　　从大洋到高山，从戈壁到荒野，靠着天南海北的奔波和实地测量，何继善搜集了大量数据，仪器改进了一版又一版。他总是乐呵呵地说：“成绩，都是‘跑’出来的。”

　　中国人不仅能做到，而且能做得更好！1986年，当何继善携20余年潜心研究的成果“双频激电法”在国际舞台首次亮相时，随即引起了世界地球物理学界的轰动。被称为“变频法之父”的地球物理学家维特教授甚至对何继善说：“我们落后了，中国在这方面已超过了我们。”

　　此后，何继善创立了“广域电磁法”，又将探测深度从1000米拓展至8000米，开辟了中国深地探测的新天地。

　　“广域电磁法”油气勘探初步试验选在大庆油田区块上。彼时正值寒冬，室外温度低至零下20摄氏度。何继善和实验团队的成员蜷缩在一间没有暖气的小屋里，油田工作人员看着他们心疼，送来了煤、柴油和棉大衣……

　　再凛冽的寒冬，都无法阻挡何继善团队的攻关步伐。正是在这个冬天，团队迎来重大成果，广域电磁探测试验成功！

　　2018年，何继善主持的“大深度高精度广域电磁勘探技术与装备”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如今，这一成果已得到广泛应用，探明的页岩气、常规油气等资源潜在经济价值超过15000亿元！

　　“科学技术要为国家谋发展，也要为百姓谋幸福。”1998年夏天，正在巴西访问的何继善，被电视上中国遭遇特大洪灾的画面所刺痛。他思考，能否根据电流场和水流场的相似性为大坝“把脉会诊”，快速找到管涌渗漏，为大坝修复“抢时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何继善带着团队来到号称“长沙头上一盆水”的株树桥水库，一扎就是好几个月。

　　最终，他们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能在汛期恶劣环境下快速准确探测堤坝管涌渗漏入水口的仪器设备——普及型堤坝管涌渗漏检测仪。

　　一年后，汉寿蒋家嘴大堤出现特大管涌险情，汉寿县城和10多万居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湖南省紧急调集武警官兵前往救援，但管涌口仍然没有找到，大堤随时会崩溃……

　　危急关头，何继善与团队成员带着检测仪直奔大堤，迅速查到了8个管涌口。潜水员下水摸查，摸一个准一个，管涌口随即被迅速封堵。

　　20多年来，何继善带着“堤坝管涌渗漏探测仪”奔赴全国10多个省市，先后发现110多处堤防险情和20多处水库大坝渗漏点，探测准确率百分之百。

　　“何老师既懂方法，又懂仪器，他总是能第一时间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创造出新成果。”中南大学教授温佩琳如此评价。

　　如今，已过鲐背之年的何继善把更多精力投入科普教育，他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科普院士”。

　　2025年秋季开学，91岁高龄的何继善身着深色西装，走上长沙科技学院图书馆报告厅的讲台。他从爱因斯坦70岁时公开道歉的故事讲起，告诉同学们——“科学不等于正确，科学理论总是不断发展的”。

　　“不要怕提问，哪怕问题看起来很‘傻’；不要畏惧挑战权威，只要你有理有据。”何继善曾为长沙科技学院题写“明德至公”校训，他深情地对学生们说，“希望你们将来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牢记——光明其德、至公无私。”

　　岁月，将一道道年轮刻印在何继善心底。他说，在自己的儿童时期，深入骨髓的就是“躲飞机”，每次敌机空袭，人们都要躲进山沟。见到此情此景，悲愤的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这刻骨铭心的记忆，支撑着他矢志创新、为祖国探矿。

　　“科学研究的接力棒，要一代代传下去。”每当看到年轻人钻研出更新更好的技术，何继善比自己产出成果还要开心。

　　在中南大学的办公室里，何继善撰写的一副自勉联格外醒目——“开域继踪，蓄伟志：通外弘中，因成大业；诚心善教，勉诸生：励精图治，尽展长才”。

　　这何尝不是先生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1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