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资银行是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产物，肩负着我国金融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责任和使命，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相生相伴。作为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于1985年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大门正式开启。初创期的中外合资银行先行先试，密切联系海外经济，并凭借市场化灵活运作的管理机制，积极开拓创新，创下了多项“第一”。迈入新世纪后，中外合资银行受内外部因素的制约，未能充分把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市场红利和政策红利，随后纷纷改制，探索新发展道路。部分中外合资银行在改制后寻求加速赶超，恰逢我国银行业发展拐点，尽管在改革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快速发展也为长期经营带来挑战，在银行业同质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改革转型之路任重道远。

　　以厦门国际银行为代表的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历程，是我国银行史上的非典型发展之路，体现了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积极探索与实践。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厦门国际银行多年来摸索形成的华侨金融和国际化特色更加鲜明，迫切需要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和差异化的监管定位激发其活力，充分发挥其华侨金融服务主力军作用，推动其再次担当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1978～1993年：先行先试的中外合资银行与初步开启改革的专业银行

　　改革开放开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1985年，厦门国际银行成立，早于股份制银行的设立，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启的重要标志。彼时厦门国际银行等中外合资银行站在金融改革开放的潮头，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程度均位于我国金融业的前列。

　　成立中外合资银行，打造我国金融改革开放“试验田”。1978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2年，政府逐步以试点方式批准在经济特区设立独资或合资金融机构；1985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厦门国际银行正式成立，成为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1992年，外资银行设立营业性机构地域范围由经济特区扩展至7个沿海城市。这一时期的中外合资银行充分发挥自身的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优势，积极先行先试。以厦门国际银行为例，外方股东以其持有的境外金融机构股权及部分现金入股，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成立伊始就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和运作，率先实行自负盈亏、职业经理人和招聘合同制等市场化运作机制。同时，厦门国际银行是新中国第一家具有侨资背景的银行，成立时的外方股东为东南亚爱国华侨李文光先生，其附属机构澳门国际银行也是由李文光先生于1974年在澳门创办，另一家附属机构集友银行由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于1943年倡办。秉承与生俱来的华侨金融基因，厦门国际银行及其附属机构自成立之初就积极为侨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优质金融服务，支持外向型经济建设。

　　打破大一统体制，建立专业银行体系。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只有人民银行一家。1979～1980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恢复建立或独立运营，1983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此后，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也陆续成立。

　　1993～2003年：中外合资银行积极创新，银行业商业化运营探索迈入深水区

　　中外合资银行阵营不断发展壮大，上海巴黎国际银行、华商银行、福建亚洲银行、浙江商业银行、青岛国际银行、华一银行6家中外合资银行陆续宣告成立，在20世纪90年代银行业的改革发展中创下了多项“第一”，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期，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等中资银行进入商业化改革阶段。

　　中外合资银行陆续成立，为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塑造范例。中外合资银行阵营在此阶段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国银行业多元体系的“生力军”，并在公司治理、经营管理、风险管理、产品与服务等方面积极创新。

　　在公司治理方面，中外合资银行率先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如厦门国际银行成立之初就搭建起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体系，并于1991年率先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在经营管理方面，中外合资银行走出了错位竞争的差异化发展之路。例如，厦门国际银行在国内率先引进国际先进的CAMELS评级体系；建立一套包括业务运作、风险管理、财务管理在内的标准化、系统化的内部管理体系。

　　在风险管理方面，中外合资银行注重对风险的管理与控制。例如，厦门国际银行实行业务运作权限制度，清晰规定了各项业务的审批人和审批权限。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厦门国际银行快速提出“二次创业”，推进质量提升和业务结构优化。

　　在产品与服务方面，中外合资银行重视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开展产品创新。如厦门国际银行率先在境内开办打包放款、联合贷款、离岸业务等产品与服务，在国内银行中第一家通过国际结算业务ISO9001认证，并第一家实现国际结算单证的完全集中化处理。

　　银行业商业化改革转型迈入“深水区”。我国银行业商业化运营改革逐步提速。199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把国有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并在1994年相继成立了专门办理政策性信贷业务的三家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也加速商业化运营转型，取得较快发展。

　　2003～2013年：中外合资银行优势弱化，中资银行轻装上阵迎来“黄金十年”

　　随着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的腾飞，我国银行业迈入“黄金十年”的高速发展期。中外合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多元体系中的定位逐步模糊，错过了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和重大基建项目大发展的市场红利和政策红利，竞争优势也逐渐弱化。而同期中资银行成功实现了向现代商业银行的转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中外合资银行面临内外部制约，优势逐步弱化。由于自身局限性、外部制度环境等多重原因，中外合资银行未能充分享受银行业“黄金十年”的诸多红利，阵营内部的部分银行开始寻求兼并重组之路。而厦门国际银行和华一银行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后，在各种限制性因素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下，最终也分别进行了股改，其中，厦门国际银行于2013年改制为中资城商行，华一银行于2014年改制为外资银行，宣告中外合资银行退出历史舞台。

　　加入世贸组织迎来银行业“黄金十年”。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银行业全面开启市场化改革。2010年5家国有银行完成改制上市。同时，股份制银行实现资本金补充、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优化，开启向全国各地大规模扩张的步伐。我国商业银行也加快开展全球化经营，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资银行进一步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海外布局。至此，银行业迈入规模和盈利高速增长的时代，迎来了“黄金十年”。

　　2014年至今：银行业发展迈入新时代，改制后的中外合资银行继续摸索前行

　　以厦门国际银行为代表的改制后的中外合资银行继续摸索前行，在后“黄金十年”寻求规模的赶超，在国内多数银行“踩刹车”、调结构的同时，厦门国际银行才正式“点火启动”，加速发展。但此时的厦门国际银行仍基本沿用中外合资银行的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制不改治”，同时实质上也存在着既不像股份制银行、又不像外资银行、也不像城商行的“三不像”现象。

　　改制后的中外合资银行在摸索中继续前进。改制后的7家中外合资银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中，改制为股份制银行的浙商银行与平安银行走上了典型的股份制银行高速发展之路。改制为外资银行的韩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中国）、华商银行、富邦华一银行，也走上了一条典型的外资银行发展之路。改制为城商行的厦门国际银行，在中外合资银行这一特殊群体中，走出了一条非典型的发展之路。改制后的厦门国际银行积极学习和借鉴了部分先进同业的发展经验，实现快速发展，2013～2020年的总资产年均复合增速达到20.26%，高于银行业11.28%的平均水平。但其发展道路没有先例可循，且随着宏观形势、监管要求、行业格局等环境变化，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银行业积极寻求转型之路，而此时，厦门国际银行则寻求规模快速发展和赶超，经营明显承压。

　　银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的目标，同年银监会组织开展了“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十乱象”系列专项治理行动。金融监管体系持续完善，目前“一行一局一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的金融监管新框架正在形成。银行业的经营环境与“黄金十年”期间不可同日而语，从过去重规模、重增速的发展阶段转向重质量、重效率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银行业更突出“家国担当”的社会价值发展理念，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

　　以差异化政策支持和差异化监管定位支持差异化发展战略，再造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排头兵”

　　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商业银行肩负着引领各方资源投向“双循环”建设的重任。曾作为金融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中外合资银行虽已完成历史使命，但其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先天基因依然在后继者中得到了传承。中外合资银行特殊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资源禀赋优势与新发展格局高度契合，应当给予其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差异化的监管定位，支持其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从顶层设计上激发改制后中外合资银行的经营活力，再造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排头兵。

　　其中，厦门国际银行鲜明的华侨特色，应继续鼓励其丰富资本补充渠道，加快上市，尤其是积极引进外资，加强与港澳的往来，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增设机构，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跨境业务政策上给予倾斜，并支持其境内外机构高质量统筹发展，大力扶持华侨金融，打造“华侨金融标杆银行”；支持其丰富业务品种，深化国际化特色，为侨商侨企搭建综合性的跨境金融服务平台。

　　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和监管定位，将有效促进改制后的中外合资银行坚守金融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初心和使命，在服务实体经济、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深化金融领域改革等方面继续先行先试，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金融力量。

　　　　作者｜张亦春「我国著名经济金融学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