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字技术正加快融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社会治理角度看，数字化赋能会带来重大变革，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在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之下，将数字化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是现实所需和时代机遇。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实际运作中也会产生正反双重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为增强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提供强大动能，构建起多元化的乡村治理格局；另一方面，容易造成“技术霸权”、治理主体性地位丧失、人情淡漠等多重困境。若要客观审视数字化技术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推进数字化与乡村治理的深层次融合，未来仍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发挥数字化赋能的价值作用；提升数字素养，重塑数字化乡村治理主体的发展力量；强化党建引领，确保数字化乡村治理的有序运作；践行善治理念，打造新时代数字化乡村治理共同体。

　　坚持以人为本。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从辩证的角度分析，不仅包括运用数字技术手段来治理乡村，还应该包括消除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数字化治理的兴起，“工具理性”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所普遍追求的目标。数字化治理虽具有普适性，却也极易出现数字化关系淡漠、数字形式主义等意想不到的结果。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在运用科学技术为自己服务的同时，应该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消除其负面影响。村民是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数字化技术是提高村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客体。然而数字化乡村治理将村民纳入可计算的内洽整体，单一地强调“技术为本”，从而导致村民沦为乡村治理的客体对象。与此同时，乡村治理若过分依赖数字化技术，以精确的数据呈现来代替“面对面”的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则会造成人际疏离和情感距离的扩大。在推动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从而有效防止过度“工具理性”。

　　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则要充分发挥“人”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乡村治理中村民的幸福指数以及满意程度是衡量乡村治理成效的直接依据。数字化乡村治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强调用数字化赋能的手段来满足村民生活需求，保障村民合法权益的价值理性。第一，在实施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与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数字化治理规范，并赋予村级组织数字化治理的自主权，妥善处理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对村民生活需求的及时回应。第二，政府要转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数字生产和供给模式，完成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在实施各类数字化应用的过程中，要运用数字化的乡村治理平台开展信息发布、征集建议、需求调查等工作，根据村民的真实需求，进行个性化、多样化的数字供给，不断满足村民对农村现代化治理的增长需求，从而增强村民的满意度与认同感，促进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

　　提升数字素养。自古以来，乡村治理就是一项艰巨任务，因乡村存在距离遥远、信息闭塞等诸多困难，致使乡村治理面临着议事难、协商难等问题。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破解了乡村治理的部分难题，强化了政府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拉进了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是运用数字技术手段重塑乡村治理体系，用“互联网+”的治理模式逐步代替传统经验式治理。数字化技术赋能推动乡村治理手段的更新升级，使得乡村治理主体能够以多种方式参与治理过程。然而参与数字化治理的先决条件是治理主体具备相当程度的数字素养。治理主体的数字素养水平不但会对自身获取信息的渠道产生影响，还会影响自身对信息的掌握与交流。当前，数字化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存在一定的困境，其主要归因于村民的数字素养水平不能适应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这也使得村民无法从数字化赋能的价值作用中达到改善生活水平，促进自我发展的目的。随着我国数字化发展的进程不断推进，乡村村民数字素养如若缺失，易陷入“寸步难行”的窘境。

　　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行，需要充分发挥村民的治理主体性，创新各种途径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第一，根据不同的农村人群特征，设计有针对性地数字化教学培训课程，调整数字化素质教育资源，拓展数字化素质和技能训练的内容，普及推广网络安全和网络文明知识，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水平。第二，提高村民的社交学习能力，推动其在数字化乡村治理中的创新性参与。除此之外，村民还可以借助广播、电视、网络等数字媒体，掌握数字化生活中需要的知识与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数字化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激发其在数字化乡村治理中的参与活力和主体动力。第三，要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主动地投入数字化的学习和数字素养相关知识的培训，解答村民的疑惑并进行经验交流。深入到农村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意愿，有针对性地用通俗易懂的方法为村民提供相应的帮助，逐步提升村民的数字化能力。

　　强化党建引领。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一条独具特色的探索之路。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核心，有助于数字化乡村治理沿着正确的道路行稳致远。基层党组织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主心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基层党组织成为网络化信息化的系统性能力，于内部而言，有着组织动员党员的作用；于外部而言，有着团结、凝聚群众力量的作用。总的来说，基层党组织扮演者价值引领者、协调组织者以及权力监督者等重要角色，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成效显著。一是基层党组织利用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在规范管理、能力提升、考核激励等方面精准对标，党员的身份意识、主人翁意识得到进一步地增强。二是持续推进党组织和党员围绕群众利益展开工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让群众自愿参与数字化乡村治理，切实提高了村民的幸福感以及获得感。

　　以党建引领数字化乡村治理，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层党组织在开展党建引领数字化乡村治理的实践工作中，牢牢把握党建的引领方向的同时，也应适时转变引领方式，发挥党组织优势在基层治理中的最大效能。第一，基层党组织为数字化乡村治理提供组织资源保障；以“数字化生活”为载体，加强基层党组织与村民的数字化生活之间的联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方式,推进智慧党建。”通过搭建起“智慧党建”的平台，村民们能够对党务、村务进行实时了解，并反映意见和表达诉求，使得民情民意可以精准传达，让基层党组织始终占据思想引领、舆情分析、为民服务的前沿阵地。第二，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数字化建设推进乡村治理。通过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等创新方式，切实解决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创建各种网络平台加强农村党组织管理和培训工作，学习并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让基层干部敢于创新，敢于实践，提高他们的政策执行能力，保证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的高效进行和有序开展。

　　践行善治理念。善治是政府与民众之间一种的友好合作，是为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理念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善治善政”的经验借鉴。有学者指出：“选择适合基本国情的治理理念远比照搬先进的治理经验更为重要。”在新的发展阶段，善治是一种治理方式的创新和价值选择。善治理念是对纯粹数字治理的消极影响的有效规避，与目前的数字化治理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究其目的，践行善治治理理念，就是要构建起社会尽责、尽享的治理共同体。

　　从治理方式来看，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是技术与制度的双向赋能治理，效益性元素突出，但人文关怀略显不足。情感联系作为维持乡村秩序的重要保障，对数字化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既要追求数字化治理的高效专业，更要让数字化治理变得有温度，体现人文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充分发挥出情感治理的联结作用，将情感调动、情感激发和情感反馈等多种手段融入到数字化治理过程中，以数字善治达到情感与制度并用的治理局面。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在时间维度上扩展了乡村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通过加强村民对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聚集多方力量形成“情感共同体”，构建治理主体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为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提供源源不断地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善治的目的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根本旨归，其治理方式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的自治。要以家乡情感为联结纽带，充分激发治理主体的参与活力，更多依靠村民本身的力量，使其主动成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一员，切实提高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的治理成效。

　　如何实现数字化技术对乡村治理的有效赋能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在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指引下，在治理重心和治理资源向基层下沉的推动下，数字技术被认为是重塑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良方。”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赋能，可以促进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对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弊端进行补救，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对于政府来说，数字化技术赋能可以有效减少信息成本，提高政府的精准化服务能力。对于村民来说，数字化技术赋能可以丰富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与途径，激发“自治”治理的主体性。然而，数字化治理背景下，治理主体由于缺乏相关的科学技术知识与能力，也有可能被排除在数字化技术的高墙之下，无法享受数字化生活的红利。数字化技术具有精准性、普适性，乡村治理场景具有独特性、多样性，数字化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也会有新情况、新问题。未来仍需持之以恒地探索诸多具有创新性的数字化乡村治理模式，以人民为主体，以党建为引领，以提升数字素养为重要途径，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

　　（作者简介：汪早容，武汉轻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妙琪，武汉轻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