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的“大名鼎鼎”“一言九鼎”中，“鼎”字代表着显赫、尊贵、盛大。以鼎为祭器或礼器的做法，源远流长。据《墨子·耕柱》记载，早在夏启之时，鼎已被作为祭器或神器。鼎也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典型器物，曾长期被视为立国重器，象征着国家的威仪和权力。

　　世界知名的“后母戊”青铜方鼎（原称“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重达832.84公斤，铸造时间为商王武丁时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具有历史、文化、科技和审美等综合价值，为世界理解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提供了“中国样本”。

　　▲“后母戊”青铜方鼎及铭文。（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供图）

　　关注命名，强调青铜文化艺术价值

　　1975年6月24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一级品登记表”显示：登记号为Y279，名称为“司母戊”鼎，质地为铜，时代为商，通耳高133厘米、长116厘米、宽79厘米。202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纪念建馆110周年之际，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最新解读了“后母戊”青铜方鼎，以简短的内容对过去的信息作了校正和补充。

　　名字方面，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是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的意思。这也呈现了“祖国母亲”的历史渊源。

　　截至目前，百度检索“司母戊”，找到相关结果约2000万个；百度检索“后母戊”，找到相关结果约3640万个。说明短短10年间，接受“后母戊”的人群已经超过“司母戊”。

　　世界很少有这样一件文物的命名，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其背后是中国人对血脉亲情文化、对家国情怀，以及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深刻关注。

　　青铜重器，彰显“殷道复兴”的盛世景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夏商周文明里，“祀”与“戎”乃国家头等大事。

　　从文献记载看，商代武丁时期历经多次讨伐战争，逐渐走向兴盛。武丁重视农业，著名的刻辞卜骨“王大令众人曰协田”，是武丁亲自指示翻耕等具体劳作的反映。同时，青铜铸造业、丝绸纺织业、陶瓷制造业等手工业和商业也更加专业化。

　　通过文治武功，武丁时期出现了“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史记·殷本纪》）的盛世景观。对此，孟子称赞：“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

　　更令人称道的是，面积达3600万平方米的殷商都城也同之前的夏都二里头一样，没有高大城垣，是个不设防的特大型都市。这是在向全天下自信宣告，商王畿地区不会有战争。而此时甲骨文“或（國、国）”字，戈为兵器，口为土地，合在一起，便是用实力保护家园。再后来，“或”字加上框，意味着防御性的城墙或长城。

　　不同于西方国家长期是分离的政治传统，“殷道复兴”盛世背景下，商代通过青铜器和甲骨文的祭祀来实现保家卫国，家国一体开始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选择。由此，家国情怀源源不断汇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常伦理。

　　工艺精湛，堪称中国青铜时代铸造技艺的标杆

　　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后母戊”大鼎重器，实乃史上罕见。因为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制作环节中，存在一系列高难的技术问题。

　　所谓青铜，是指红铜与锡或是与铅、镍等化学元素的合金。合金的出现，是金属铸造史上一次重大的突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经过高温熔化在一起，就成为另一种性能不同的金属。商代青铜器的熔点一般在700摄氏度至900摄氏度之间，比红铜的熔点要低很多。但是含锡10％的青铜的硬度却是红铜的4.7倍。学者胡厚宣、胡振宇认为，正是由于青铜具备熔点低、硬度高、化学性能稳定等优点，才得以广泛应用，受到青睐。

　　根据铸痕观察，“后母戊”青铜方鼎的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而将这些复合范拼合为一个整体，则需要高度熟练的技巧。

　　铸造“后母戊”青铜方鼎，还需要精密的计算与配合。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公斤，必须高效率地协同操作数个大型熔炉，保证有足够的金属液不断流入范内。若有疏忽，将带来严重的铸造缺陷而导致报废。火候高低与熔炼时间不一致，也会使锡在炉中的氧化程度不同，从而造成含锡量的差异。开炉释放金属液的时间不协调，也会影响铸造质量。

　　铸造“后母戊”青铜方鼎，每道工序均需为数众多而且具备一定专业技术的工人，其组织严密、分工细致、配合默契，彰显工匠精神。有学者研究认为，当时每只坩埚只能熔铜12.5公斤，算下来浇铸“后母戊”青铜方鼎要用70多个坩埚，铸造时需100人至300人同时操作。

　　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后母戊”青铜方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饱经沧桑，却未曾离开过故乡

　　1939年，抗战进入第八年，国难当头、兵荒马乱。3月，河南省安阳县西北乡武官村村民吴希增在吴培文的农田中掘获“司母戊”鼎。为防止日本人劫掠，吴希增和吴培文决定先将大鼎掩埋在吴培文自家院子的一个老水坑里。不经意间，吴培文做起了国宝守护人。

　　1946年7月，安阳当地官员派人到吴培文家将鼎掘出，并在吴希增家夺走了那只折断的鼎耳。10月，《申报》特派员邵慎之实地采访，将其定为殷器，释铭文为“后妻戊”或“妻戊”。驻安阳军事当局闻讯接收大鼎，作为献给蒋介石六十大寿的礼物运往南京。蒋介石观后甚喜，下令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5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在南京中山门内半山园举办展览会，“司母戊”鼎作为重要的展品向社会展出。从照片看，当时大鼎还是断双耳。后来，考古学家曾昭燏组织文物修复专家根据那只断耳，又补铸了一只鼎耳，终于恢复了宝鼎的原貌。

　　▲“后母戊”青铜方鼎之双耳。（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供图）

　　全国解放前夕，曾昭燏致函“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说：“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她拒绝赴台，采取行动，抵制国民党当局运走文物，并联名社会知名人士写信呼吁将已运往台湾之文物运回。她更以太大太重、不好包装为由，竭力挽留“司母戊”青铜方鼎等精品文物。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司母戊”鼎与曾昭燏一起留了下来。

　　1959年4月，南京博物院将“司母戊”鼎移交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此，保护、研究和展陈的接力棒传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当年12月，学者公布了“司母戊”青铜方鼎的合金成分及铸造工艺研究成果。1962年，完成“司母戊”青铜方鼎的复制工作。1964年8月，邮电部发行《殷代铜器》特种邮票，其中第八枚为面值20分的“司母戊”鼎。1978年，中学历史教材介绍“司母戊”鼎。2007年12月，“司母戊”作为申请商标，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获准注册。2008年7月至9月，“司母戊”鼎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中国科技馆新馆展出。200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司母戊”鼎立项研究（地面雷达激光扫描、精细测绘、三维数字、全方位X光探伤等）。2011年9月，“后母戊”作为申请商标，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获准注册。2012年7月，中国邮票总公司发行邮票，包括面值3元的“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2016年7月，《殷墟》邮票发行，这是“后母戊”鼎第三次登上方寸之地。一件古代器物能够3次上邮票，在新中国邮票的发行史上也是罕见的。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3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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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淮南，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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