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圆形方孔”为标志的钱币形制特点在政治上被视为中华正统身份的象征及中华文化特有的符号，成为文化上认同、政治上归属并自视中华正统的一个重要象征。

　　穿越到哪个朝代生活最不便捷？私以为是先秦：中原地区使用布币，北方及山东地区流通刀币，楚国使用蚁鼻钱……光算这几种钱的“汇率”就能把CPU烧干。所以如果可以穿越，还是穿越到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后最好，因为从秦朝到清朝末年，圆形方孔钱形制始终不改，是千年长红的“顶流”。

　　在中华民族历史中，钱币作为各民族之间政治关系、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物质载体，如同年轮一般，记录和见证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

　　近日，“道中华”专访了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王永生，讲述圆形方孔钱记录的历史痕迹。

　　记者：您怎么看待不同朝代的钱币形制与中华民族演变发展的关系？

　　王永生：钱币是人类最早发明的文明要素之一。钱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而且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每一枚钱币上都承载和记录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一部钱币史也是一部人类演变发展史。

　　先秦存在四大钱币体系：一是源于青铜农具的布币，主要流通于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对应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二是源自古代实用刀削的刀币，主要流通于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北方及山东地区，对应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狩猎文明；三是源自铜贝的蚁鼻钱，主要流通于楚国势力范围内，与楚文化关系密切；四是源自玉璧的圜钱，最初兴起于中原地区的魏国，后来在位居西部的秦国发扬光大，逐渐发展形成战国时期的主流钱币形态。

　　可以说，先秦时期起源并发展形成的四大钱币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早期的多元性及“区系类型”特点。

▲“东周”平肩空首布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安阳之大刀”（背“刀”）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楚国蚁鼻钱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珠重一两十四”圜钱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记者：在先秦如火如荼的钱币“海选”中，圆润小巧的圜钱战胜温柔端方的布币、威武霸气的刀币，以及神秘冷艳的蚁鼻钱，在这场竞技中“C位”出道，经过秦国的后续改造，原本“圆形圆孔”的圜钱演变成“圆形方孔”，并成长为之后两千多年钱币历史中的“顶流”，它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王永生：圜钱形制上的这一改变与秦国崛起并统一六国，以及当时流行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天命皇权”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

　　圜钱最初是圆孔，源自古代的玉璧。后来变为方孔则是受玉琮的影响。玉璧与玉琮都属于古代重要礼器，玉璧用于祭天，玉琮用于祭地。玉琮的特点是兼具“圆”与“方”两种形制，内圆象征天，外方象征地。即所谓“璧圆象天，琮方象地”。玉琮外方内圆的这一基本形制，表示的正是“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战国时期“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以及“天命皇权”的政治思想，在钱币上体现为“外圆”象征天命，“内方”代表皇权。钱币流通到哪里，就表示它所代表的皇权威仪散布到了哪里。

　　于是，秦国仿照玉琮“外方内圆”的形制，将圜钱的“圆孔”改成“方孔”，铸造了“外圆内方”的“半两”钱，成为秦国的法定货币。

▲秦半两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记者：秦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政权，作为它的法定货币，“圆形方孔”钱为何能在后续两千多年中持续流传？

　　王永生：秦王一统天下后，为确立作为“天下”“皇帝”的正当性，需要借助“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来宣传“天命皇权”的政治思想，于是便用秦国“圆形方孔”形制的半两钱，统一六国的钱币。

　　汉承秦制，继续沿用半两钱。汉武帝虽然将钱币的重量从“半两”改为“五铢”，但是仍然保留了“圆形方孔”的形制特点。自此之后的两千多年间，虽然朝代更替，但以“圆形方孔”为标志的钱币形制特点在政治上被视为中华正统身份的象征及中华文化特有的符号，成为文化上认同、政治上归属并自视中华正统的一个重要象征。

▲汉五铢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记者：在我的认知里，北方草原民族以游牧为生，日常生活中很少用到钱币，因此他们几乎都不曾铸造钱币。他们与农耕民族之间的贸易主要是用畜产品交换农产品，比如历史上著名的茶马贸易。但有趣的是，每个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却几乎无一例外地铸造了各自的圆形方孔钱，这又是何原因？

　　王永生：对于古代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只有获得中原地区民众的认同，才具有称帝及统治中原的正统合法身份。而要完成这一身份的转换，最直接明了的办法就是铸造蕴涵有“天圆地方”宇宙观及“天命皇权”政治思想的圆形方孔钱。

　　我来介绍三枚有故事的钱币。

　　第一枚钱币是“永通万国”。这枚钱币铸造于北周。因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以“万国宗主”自诩，后来的东西两魏，以及北齐、北周也都曾经以“万国之首”自居，因此诞生了以“永通万国”作钱文的钱币。可见被中原文化深刻影响的鲜卑贵族已经以正统的中央之国传承者自居，他们认为自己已是先进的中华，而不再是落后的夷狄。

▲北周“永通万国”铜钱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第二枚钱币是“至元通宝”。这枚钱币铸造于元代，形制上继承了自秦汉以来确定的圆形方孔传统，正面钱文用忽必烈的“至元”年号，铸汉字“至元通宝”。背面用八思巴文、畏兀儿文及西夏文，分别拼读的是汉字“至治通宝”的读音。这一创制既照顾了不同民族文字的“多元”，也遵守了圆形方孔的“一体”，形象地反映了元代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特点。

　　四体文“至元通宝”钱币的铸造意义重大。它不但反映了元英宗借助元世祖忽必烈的政治影响力来宣传“天下一家”的政治理念，还见证了元代在“多元一体”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第三枚钱币是“乾隆宝藏”。这枚钱币铸造于清代。清代入关以后普遍将方孔圆钱的正面用汉文，为年号加通宝，背面则用满文纪铸局。而这枚钱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流通区域是西藏地区。本着“顺俗从宜，各因其便”的原则，照顾藏族百姓用银传统，没有像内地那样铸造铜钱，而是打制银币，正面为汉字“乾隆宝藏”及纪年，背面是藏文“乾隆宝藏”及纪年。除文字外，正背两面都打印有藏文化传统的吉祥图案。尤为特殊的是在银币的正背面中央，专门打印一个正方形图框，像是穿孔却没有打透。这一独具匠心的设计，既体现了中国传统钱币圆形方孔的形制特征，又体现“乾隆宝藏”银钱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中华钱币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清乾隆宝藏银币 民间收藏。

　　受访者简介：

王永生，研究员，现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

　　监制 | 杨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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