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全长5464公里，流经内蒙古总里程为843公里。

　　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古老的中华文明离不开黄河的滋养。

　　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草莱，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黄河文化。

　　黄河播撒下的文明之火，从没有厚此薄彼，在大河拐弯之处，内蒙古的土地上同样有着令人瞩目的文化，不仅熠熠生辉，且独具风采。

　　不尽黄河万古流。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破蒙启智

　　黄河，经天亘地，大气磅礴，发源于世界屋脊，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向着天地之间奔涌了上百万年。

　　至内蒙古，黄河出黄土高原一路向北，蜿蜒逶迤，穿沙辟石，百折奔流，在阴山之南划出一个大大的“几”字。

　　黄河流域，孕育了华夏文明。人类最早的文明是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大河流域产生的，黄河、长江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皆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内蒙古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见诸于历史学家翦伯赞所著《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地球在转动，冰河在冲刷，海洋在隆起，陆地在沉沦，风雪在飘零，内海在荡漾，月桂树在摇曳，剑齿虎在咆哮，这就是开天辟地时代的景象，就在这个宇宙洪荒的时代，在蒙古高原大内海的周围，出现了中国最初的人类。”

　　据此，自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地球地质史上的“冰河时代”开始，蒙古高原上便出现了生机盎然的生态和谐景象。

　　现代考古学将旧石器时代视为人类出现与文明形成的肇始阶段，及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旧石器时代起始于人类诞生之日，也是早期人类创造的文明形态。

　　呼和浩特市东33公里的新城区保合少镇大窑遗址，是目前内蒙古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我国正式发掘的唯一一处包括旧石器时代早、中、晚3个时期的石器制造场，填补了内蒙古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空白，这表明内蒙古阴山南麓一带是远古人类开展活动之地。

　　黄河出青铜峡以后，地势豁然开朗，进入坦荡的宁夏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包括“前套”与“后套”），这一流域的河道平缓，它西面的贺兰山，阻挡着沙漠的侵袭；北面的阴山屏障西伯利亚的寒风，塑造了这一区域相对优渥的农业生产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大窑村南山坡是横亘在内蒙古西部的阴山山脉大青山南面的支脉，山下有溪涧流水，适宜于人类居住。

　　“大窑遗址的发现，把内蒙古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内蒙古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到了50万到60万年以前，这也证明了内蒙古黄河流域也是中华民族远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内蒙古黄河区域文化研究项目负责人康建国说。

　　河清海晏

　　大窑遗址向西南100公里，矗立着一座历史名镇——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河口镇，这里是黄河上中游的分界处。在托克托县当地有“先有河口镇，后有托县城”的说法。

　　从河源到河口镇是黄河的上游地段，这一段河长3472公里，落差3846米，上部是高山草原区，下部是峡谷区和宁蒙平原，流域面积为38.6万平方公里。大黑河、小黑河（古武泉水）、白渠水（宝贝河）流经这里，大有“万水归托”之势。

　　大黑河古称“金河”，蒙古语名为伊克图尔根河，是黄河上游末端最后一条一级支流。它发源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坝顶村，流经阴山中段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南麓的冲积平原，在托克托县河口镇汇入黄河。

　　根据黄河全流域的水文特点，黄河干流河道可分为上、中、下游和11个河段，滚滚黄河由西而来，流经托克托县境内，折南入晋陕峡谷而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河口镇、河南省洛阳市旧孟津成为分界点。

　　河源至托克托县的河口镇为上游，黄河上游青海省玛多县多石峡以上称河源区，河源当地称玛曲。最早有关黄河源的记载是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之说。在河口，黄河来了个总体上的90度急转弯，向东流到鱼河堡再转向东南，向南流到河曲、府谷和保德晋陕河两岸三角地。

　　在黄河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碑下，可以从从容容地饱览黄河，原本以为急转弯处浊浪滔天，想不到河面很平静，因为大方向虽然是一个直角，但也有细部里的三转六弯，黄河在这里展现了雍容温柔但不失爽利的一面。

　　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国的原始农业，最初的农业主要是沿河两岸的冲击沃土分布。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加之疏松易耕的黄土冲积层，故而早期的内蒙古黄河流域就出现了发达的原始农业。

　　刀耕火种

　　大河浩荡，百折不回。黄河流到哪里，就把黄河文化带到哪里。

　　无定河，是黄河中游右岸的一条多沙支流，发源于陕西省北部白于山北麓定边县境，流经鄂尔多斯乌审旗境，在一望无际的毛乌素沙地上不断切割，形成了一条七八十米宽的萨拉乌苏峡谷，于陕西清涧县河口村注入黄河，远古时期，这里曾是另一群远古人类创造文明的福地。

　　1923年，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萨拉乌苏峡谷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发掘，相继发现了人类顶骨、额骨、枕骨、股骨、胫骨、腓骨等化石。其中数件人骨化石是从晚更新世原生地层里发现的，特别是发现一枚幼儿的左上外侧门齿。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记录的人类化石，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古人类学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首先使用“河套文化”和“河套人”这两个名词。“河套文化”由在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和宁夏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共同构成，而“河套人”就以那颗牙齿为代表。

　　多位地质学家研究认为，河套人生活年代应为5万—3万年前，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即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之一。

　　“考古实证，当时的河套人已经会狩猎、会用火、会制作石器和骨器，专家研究发现，狩猎不但是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最重要活动，也是人类最早改变全球环境的开始。”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甄自明说。

　　目前，萨拉乌苏遗址至少包括“范家沟湾”“杨树沟湾”等9处，“河套人”也与“北京人”“山顶洞人”一样被誉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化石。

　　文明肇始

　　初夏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阳光明媚，乌兰木伦河碧波荡漾，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

　　乌兰木伦河是黄河在内蒙古流域的干流水系。从石器时代流淌至今，一任风雨洗铅尘，流过窟野河，流进中华历史长河中。

　　位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的乌兰木伦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的遗址，经科学鉴定，遗址的存在时间距今3万至7万年，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并清理出了火塘等遗迹，由此断定乌兰木伦人有食用熟食的习惯。

　　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水洞沟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地处黄河一级支流处，该支流流经鄂托克前旗西角的上海庙镇芒哈图村后汇入黄河干流。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水洞沟遗址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塞上江南”之美誉的灵武市（古称“灵州”)，但从地理区域及历史时期的文化区域发展角度而言，水洞沟遗址却属于鄂尔多斯高原。

　　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薛正昌说，水洞沟遗址的早期居民逐渐走出鄂尔多斯高原进入宁夏平原，并对宁夏平原及贺兰山等进行开发利用，这在贺兰山岩画中有所体现。贺兰山岩画大多创作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从岩画的内容与社会发展阶段看，水洞沟遗址与贺兰山岩画有吻合之处。

　　贺兰山早期人类开发与文明发展受到以水洞沟遗址为代表的内蒙古黄河流域早期人类的深远影响，这也体现出内蒙古黄河流域早期人类文明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影响。考古证实，水洞沟地区的早期居民是生活在自然条件较为优渥的环境中，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吸引着人类祖先长期在此繁衍生息，并在这一区域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早期人类文明。

　　从考古学角度来讲，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距今7万至14万年的萨拉乌苏遗址和距今3.8万年至3.4万年的水洞沟遗址的中间缺环。

　　乌兰木伦等3处遗址的发掘形成了一个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相对完整的文明演进序列，在内蒙古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内蒙古及华北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再一次证明了内蒙古黄河流域是早期中国人类进化的重要舞台之一。

　　“人类是在相对来说水量不那么大的黄河支流沿岸逐渐发展，待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后，开始向黄河干流甚至一些下游地区发展，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辛德勇说，“黄河从古至今始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中非常基础也是非常核心的研究课题。它的核心意义在于，中华文明的早期起源和后来发展的核心区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与黄河的变迁密切相关，而黄河的自然地理条件、温度、植被、水运、水患等诸多因素，都在影响着人类的活动，乃至整个文明的发展。”（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