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汉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 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李建中

　　十年前的2012年，武汉的夏天特别热，摄氏四十多的温度居高不下，我则把自己关在书斋夜以继日地当“键盘侠”。为何要如此“自虐”？赶写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的投标书，7月底必须提交。中旬，课题组开论证会，特邀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参加。记得是在武大人文馆的五楼，冯先生顶着酷热与会，赶到会场时已是满头大汗，一边入座一边脱下白汗衫擦汗……这个画面如雕塑般永远地刻在我的脑海，还有一行文字镌在画面下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在珞珈山教书问学，最幸运的事是能经常遇到高人：德高道高的先生和志高才高的学生。我做关键词研究，有幸亲聆冯天瑜先生教诲，冯先生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系列著述，是我和我的团队成员的必读书；后来我将关键词研究的思想和方法用之于大学通识教育实践，亦受冯先生启迪，冯先生是武汉大学通识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重病缠身仍开坛授课、击键著书，以他对学生的厚爱、对学术的执著，深刻地诠释了何为传道、授业、解惑，何为师道、师德、师风。

　　我从2012年开始主持“关键词研究”重大项目，从2016开始主持武汉大学通识教育。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也是大学教师最为头痛的事：“科研”与“教学”的冲突和矛盾。一是时间不够用。公司白领是“996”，我和我的团队经常是“777”：每天上班朝七晚七，一周工作七天。三个“7”还不够，有时加班，很晚才回家，太太埋怨我把家当旅馆。二是评价标准不一样，科研成果可以量化，课堂教学则是“良心活”：课前花多少时间备课，课后花多少时间为学生解惑，课中如何让更多学生受益，这些很难量化，师者靠良心做事。十多年来，我一直困惑于斯，也一直思考并践行于斯。《礼记·学记》讲“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我和我的团队正是在由“知困”而“自强”的路途中消释困惑，渐悟师道。

　　就（教师）主体而言，“教学”与“科研”有着深度关联，相生相济，相辅相成。我所负责的两个团队的成员都是大学教师，肩负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的双重职责。作为大学教师，立德树人是第一目标，教书育人是职业本分。科研必须反哺教学，教师的科研成果必须使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受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通识教育，学生跨专业修课，教师跨专业备课，硕博士研究生跨专业做助教，这样在“本科生受益”之外，新增了“研究生受益”和“教师受益”。如此有益之事，何乐而不为？课堂教学，学术研究是一种内在的功力，教学风格则是一种外在的显现。风格即人，教学风格说到底是教师在课堂上的人格形象。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四大模块，四百多门课程，一千多位教师，风格各异，其异如面，我们用经典作家及隐喻来作命名式区分，比如：苏格拉底“走出洞穴”型，柏拉图“永远对话”型，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型，杜甫“广庇天下”型，李白“且放白鹿”型，王维“空翠湿人衣”型，慧能“当下顿悟菩提”型……

武汉大学基础通识课程（两大导引）教学团队部分教师合影（2018.6）

　　就（问学与教学的）内容而言，我们在知困自强之中，在“元典关键词研究”与“武大通识教育”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联接点，使得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相得益彰、良性循环，从而达成较高层次的融通。这个联接点是什么？“人”，作为中华元典第一元关键词的“人”。《礼记·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三“在”所指皆为“人”。武汉大学本科教育理念是以成“人”教育统领成“才”教育，在“人才”这个词之中，“人”是词根，是根本：何为“人”，何以成“人”，成为何“人”，这是大学科研和教学都需要回答的问题。通识教育的要义是跨专业经典阅读，杜甫说“读书破万卷”，读书还能破万“卷”（第三声）。包括“内卷”在内的人类的种种困惑和难题如何破解，人类如何走出洞穴沐浴阳光，今人在历代经典中皆能观之析之辨之悟之。我们团队精心设计的两门基础通识课程《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和《自然科学经典导引》，授课对象均为大一新生。从高三到大一，是人生的一次重要转型：从读教材到读经典，从做题到做人，从我的人生别人做主到我的人生自己做主……如何完成转型？需要专业教育，更需要通识教育：需要用通识教育打开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博雅品味，养成学生君子人格。我讲《人文社科经典导引》，以“人”为核心关键词，在社会之人的层面，导读《论语》和《国富论》，思考人的仁性与理性；在自然之人的层面，导读《庄子》和《审美教育书简》，思考人的天性与审美；在不死之人的层面，导读《历史》和《史记》，思考人的历史与使命；在必死之人的层面，导读《斐多篇》和《红楼梦》，思考人的生命与爱恨。中外经典的对比阅读，系列关键词的现实追问，均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就（教学与科研的）方法而言，我们两个团队用的都是“关键词方法”：通识教育团队是“关键词集体备课”，重大项目团队是“关键词读书会”。关键词既是研究对象，也是研究方法，关键词方法的要义有三：一是跨学科视野，二是语境化释义，三是兼性思维。以教学团队为例。前面提到的两大导引，课程团队80多名大班授课教师和200多名小班指导教师，来自全校六大学部的30多个专业学院，四年来坚持每周一次的集体备课，每次围绕一个关键词，研读经典，切磋学术，说课讲课，录课评课。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多样化的授课风格，铸成课堂教学中对历史和现实语境的双重回归，用兼收并蓄、兼济天下来破解同学们从高中带来的标答思维。两大导引的授课方式实行大班授课+小班研讨“1:1”的课时比，小班研讨以学术辩论、艺术展示和课外体验等多种方式，培养同学们的批判意识和兼性思维。同学们将自己跨学科研读中外经典的心得撰写成结课论文，我们每年出一套优秀论文集。2018级是《何以成人，何以知天》，韩进书记作序；2019级是《博雅：中西之间》，窦贤康校长作序。2020级是《与大师对话》，韩进书记再次作序。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2021年5月，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联盟第五届年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全国120多所高校的400多位代表相聚珞珈山，共同探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途径及其未来发展。会议期间，我们开放了16个通识课堂供与会代表观摩，受到同行们的热议和酷评。

　　2022年的夏天与十年前一样酷热难当，我把自己关在振华楼读《那些年，我们追过的通识课》和《那些年，我们在珞珈山做助教》，却有着“春台熙众，乐饵止客”的清爽和欣喜。这两部书稿，收录的是两次征文活动的作品，共有160多篇文章。同学们讲通识课堂的故事，讲大班授课、小班研讨带给他们的转变和升华，讲通识教育对他们认知、思维、人格乃至人生的触动和影响，其触动之深、影响之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和想象。作为武大通识教育的践行者和见证人，在感慨通识教育的效力之时，亦感慨师之道的价值。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科研与教学，无论是主体、内容还是方法，皆关乎道，皆一于道：作为价值的为人之道，作为规律的治学之道，作为路径的方法之道。十多年来行走于道，每逢困难重重时，就会想起用白汗衫擦汗的冯先生，想起带病授课写书的冯先生。教师是忧道者，是苦行僧。《西游记》里的唐僧逢人便说三句话：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到西天取经。唐僧说的是大实话，我们当大学老师的则应该思考背后的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新时期的大学教师，和自己“00”后的学生同处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在书斋还是在课堂，我们必须思考：在中国崛起和中国复兴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在中西文化融通与冲突共在的复杂语境中，我们怎么研究以“人”为核心的元典关键词，怎么将这一研究成果施之于大学教育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