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十二院院长薛惠锋在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钱学森班”授牌仪式暨开班典礼上，为学校师生作主题报告，他围绕何为教育和学习的目的这一问题，以钱学森的故事为例做出了自己的阐释。

　　以下为薛惠锋报告实录：

　　老师们、同学们，我今天站在这里内心是很激动的。因为看到你们，就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仿佛回到了那个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岁月。今天，我想到一句话：假如时光能够倒转，让我重新回到中学时代……假如我就是你们之中的一员，我想听些什么？

　　首先，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

　　第一，我想问问各位老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我想问问各位同学，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教育也大抵如此。我们不急着为教育下定义，我只想先谈谈“教育不是什么”。

　　第一，教育≠学校教育。一提到“教育”，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学校。学校固然重要，但是家庭和社会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我认为，教育一定是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正是红黄蓝三原色，以他们为底色，可以调出千变万化的色彩，教育也是如此。

　　第二，学习≠学习知识。我常说，有知识不一定有文化，有文化不一定有智慧。人的智慧从哪里来？钱老曾说：“人的智慧是两大部分：量智和性智。缺一不成智慧！” 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主要表现为“量智”，侧重于人的逻辑思维；而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美学以及各种文艺实践活动，则主要表现为“性智”，侧重于人的形象思维。因此，学习是一个“性智”和“量智”双提升的过程。

　　第三，教师≠讲授，学生≠听讲。生活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曾指出，教师要做一名“知识的产婆”，把存在于学生心中的知识引导出来。因此，他很喜欢用提问的方式与学生交谈。他所创立的问答法至今被认为是“最聪明的劝诱法”。马克思也曾说：“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

　　从哲学层面看，我们发现，人类一直在寻找教育的真谛与学习的目的。刚才说了那么多，“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来说说我的理解，只有简单的两个字：智慧。我认为，教育就是为了让人获得智慧，学习就是要攀登智慧的高峰。这种智慧能够让你在物欲横流中坚守初心；让你在山穷水尽时柳暗花明；让你在疾风骤雨中乘风破浪。

　　从实践层面看，无论是政府、学校、家庭都对将大量的人财物投入到教育领域，致力于人才培养。我们可喜的看到， 1949年，全国5.4亿人口约有80%不识字；截至2018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超过99%。如果说建国70年，我国解决了公民的教育缺失问题，让几亿中国人撕下了“文盲”的标签；那么接下来的几十年，教育的重点就是从人才培养的“量”上转移到“质”上。但是，“质”的提升绝非一件易事，我们都知道，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一直是制约我国人才培养的短板所在。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三个“大师之问”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

　　第一个是1976年提出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第二个是2005年提出的“钱学森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三个是2018年提出的“徐匡迪之问”：中国有多少数学家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研究中？答案是：凤毛麟角。

　　这三个“大师之问”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人”。李约瑟和徐匡迪都提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解答问题；唯独钱学森，他不仅提出问题，还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回答“钱学森之问”还需要“回到钱学森”，在探究中国教育现状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结合钱老自身教育和成才经历去挖掘、去解读。我想，我们可以从钱学森的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与实践经历中，找到钱老“量智”和“性智”双提升的“钥匙”。

　　一、家庭教育：华夏基因传承精神根脉

　　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有一个承续千年、大师辈出的名门望族——吴越钱氏家族。自唐末五代以来，钱氏家族成员载入史册的逾千人，近代后更是出现人才井喷现象，文坛大儒、科技巨擎等群星灿烂。钱学森就出自这个“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钱氏始祖——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领悟到创业容易守成难的真谛，形成了一套修齐治平的哲学，制定了充满智慧的家规家训。钱氏家规家训，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方面，对钱氏子孙立身处世作了全面的规范和教导。尤其是对教育给予高度重视，如“兴学育才则国盛”、“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爱子莫如教子，教子读书是第一义”，是解读钱氏家族千年兴盛的文化密码。钱学森在成长中，无疑受到了传统家风的深刻影响，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钱老家庭教育中的关键词就是“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

　　钱学森曾说：“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5岁时，钱学森已经能读懂《水浒传》，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天他对父亲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父亲高兴地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上学后，钱学森经常在假日里随父亲到北京郊外的风景名胜和农村田野，领略祖国河山的壮美和自然风光的绚丽。一天，父亲带他去香山郊游。钱学森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看见一只苍鹰忽而俯冲直下，忽而振翅冲天，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父亲就在这时给他讲了庄子的散文《逍遥游》中的故事。父亲说，鲲鹏遨游天空，有远大的理想，我们要有勇气和胆量，学习知识，贡献社会，为国谋事。然后，又讲到：“《逍遥游》里还批评了满足于在沼泽边跳跃的小麻雀，它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安于灌木和草丛之间的闲适生活，每天嬉戏玩耍，害怕艰难和危险，还嘲笑鲲鹏高飞远翔。”父亲对钱学森说，小麻雀安于享乐，不思进取，如果一个人像它一样，庸庸碌碌、无志无能，怎能变成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人呢？

　　钱学森赴美留学之前，他的父亲钱均夫留给他的字条上写着：“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润物无声的家风影响，使钱学森终其一生爱憎分明、光明磊落、百折不回。尤为突出的是，钱学森对《钱氏家训》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价值观，以及“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的人生观，在一生中一以贯之、始终不渝。

　　——这种精神，让他在美国受尽迫害之时，依然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1954年，钱学森被美国政府软禁期间写成的专著《工程控制论》出版后在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科学美国人》杂志希望作专题报道，并将钱学森的名字列入美国科学团体。这个想法被钱学森回信拒绝，信中写着：“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尽管相隔万水千山，但是钱学森那颗火热的爱国之心从未熄灭。

　　——这种精神，让他在面对艰难险阻之时，依然没有忘记赤子之心。1955年，钱学森在归国路上，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们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在钱学森归国后的第二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巨轮正式起航。正如艾青的诗句中所写：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种精神，让他在面对荣誉加持之时，依然保持质朴本色。钱学森曾获得“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科技与工程名人”及“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但他却说:“一个人的工作是不是够得上‘世界级’,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定的，而是需要人民最后评定的。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们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时光易老，精神永存。钱学森的家庭为他铸造了纯正的底色，成为了他一生的财富，令他终身受用。

　　二、学校教育：自由思想开启创新源泉

　　钱学森手稿中，列出了深刻影响他一生的17个人，其中有7位都是中学老师。可见，不到20年的学校教育对他影响最为深远。这一时期，钱老的关键词是“自由”与“创新”。

　　——中学时代，博古论今点燃求知火种

　　钱老曾深情地表示，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就是中学时代，对他的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1923年到1929年，钱学森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书。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实施了一套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钱学森回忆，他和同学们临考前不开夜车，不死读书，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

　　据钱学森回忆，他的绘画老师是大画家高希舜。他的父亲曾带钱学森登门拜访，请他教授绘画。直到老年，绘画一直是钱老的重要爱好。矿物学老师李士博将矿物十分硬度编成了生动形象的口诀。当钱老70岁参加北师大附中的校庆时，仍能够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引发全场惊叹。化学老师王鹤清，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实验室随时对学生开放，让学生将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几何老师傅仲孙用古汉语自编几何讲义，他对于公理的高论，即“只要承认公理，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去也得是如此”，使钱学森一生印象深刻。钱学森一直以来对艺术非常着迷。在进入北师大附中时，音乐课让钱学森听到各类世界名曲，贝多芬那首《第九交响曲》，洗涤了钱学森的心灵。事实上，他的艺术启蒙正是来源于他的父亲。即便家境不算富裕，他的父亲依旧舍得花重金，让钱学森参加各类艺术学校。直到晚年，钱老仍然饱含深情地说：“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身感谢的，现在还影响着我们。”

　　钱学森曾说：“专业基础课中给我教育最深的是陈石英先生。”一次陈石英教授则把钱学森应该得100分的热力学考卷，只批了99分！为什么呢？陈石英教授说，那是因为钱学森的成绩一直非常优异，为了防止他自满，没有给100分。当钱学森为自己满分的考卷只得了99分感到惊讶时，陈教授说明了原委，钱学森非常感谢教授的良苦用心，在学习上倍加努力。钱学森在回忆交通大学所受到的教育时说：“我要感谢那时的老师们。他们教学严，要求高，使我确实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不浅的知识。”

　　——麻省时光，苦练内功激发创新动力

　　1935年下半年，钱学森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初到美国，人地生疏，因此他很少与人交往，他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学习。稍有空暇，他便从古典音乐中找寻慰藉。麻省理工学院新的学习环境，并没有给钱学森带来陌生的感觉，他发现交通大学就是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学模式办学的，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习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晚年曾回忆说：“我年轻时也争强好胜，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一个美国学生当着我的面耻笑中国男人抽鸦片、女人裹小脚、不讲卫生、愚昧无知……我听了很生气，立即向他发出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看谁成绩好？”

　　钱学森很快从同学中脱颖而出。期末考试时，有位教授出了一些难题，大部分同学都做不出来，他们很气愤，认为老师是故意刁难学生，于是大家聚集起来去找教授评理，申诉考试不公平。谁知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门口时，却发现门上贴着一份试卷，卷面上的字迹整洁工整，每道题都完成得准确无误，也没有任何涂改的痕迹，看样子是一气呵成的。试卷右上角有老师批阅的分数：一个大大的“A”，后面还跟着3个“+”，显然这是最高分了。这是谁的卷子？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钱学森的！本想闹事的学生看着这份考卷，个个目瞪口呆，没想到这位平时不声不响的中国学生竟然有这么大的能耐，如此难题居然没有把他难倒。大家只好悻然散伙，不好意思再去找教授理论了。从此，同学们对钱学森刮目相看。

　　钱学森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硕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欧柏建议钱学森先进入航空工业就业，积累了经验再回来攻读博士学位。但是1935年，美国通过了中立法案，对出售飞机等武器给交战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并影响了飞机的生产。同时，当时美国的飞机工厂弥漫着一股仇视中国人的偏见，不欢迎中国人在那里找工作。对于是否继续在麻省理工读博，钱学森显得有些犹豫。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钱学森觉得自己和麻省理工有些不合拍。麻省理工是工程师的摇篮，麻省理工的航空工程系以培养一毕业就能加入生产行列的工程师而自豪，但钱学森更向往的是对基础科学的求索和完美理论的推理。种种原因导致钱学森决定转专业，离开麻省理工航空工程系的飞机设计专业，转为航空工程理论研究。航空工程理论研究需要大量的数学计算和推导能力，这又恰是钱学森的长项。

　　——师从冯·卡门，自由民主涌现创新思想

　　1936年8月，拿到了硕士学位的钱学森决定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寻找另一所愿意接受他做博士研究的美国学校。美国唯一能在航空系声望上与麻省理工学院并驾齐驱的学校就只有加州理工学院。这所学校虽然不及麻省理工学院有名，但那里有一位航空系主任及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负责人冯·卡门。1936年10月，25岁的钱学森敲开了冯·卡门的门。冯·卡门回忆说：“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面。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而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从此，55岁的冯·卡门有了一个25岁的中国弟子，自此，钱学森在冯·卡门的带领下，传承哥廷根学派追求自由民主之学术精神，开启了创新思想自由驰骋的时光。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课堂里，钱学森除了上课，他还自己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航空学的研究。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学年，他收集了可能找到的全世界所有与航空学有关的研究资料，系统性地加以阅读。他每天花在读文献上的时间平均超过10小时。在第一学期，他几乎很少与其他学生打交道，因此被当成校园里的一个神秘人物。但是在课堂上，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地问出最关键的复杂问题，尽管旁人听得一头雾水，授课的老师却非常满意。钱学森的博闻强记、聪颖好学不仅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连教授们也略有所闻。在一个又一个通宵无眠的漫漫长夜里，钱学森借助纸、笔和计算尺（现代电子计算机发明之前的计算工具），绞尽脑汁地解决那些冯·卡门灵光一闪提出的难题。经过3年的潜心研究，钱学森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论文，荣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二战结束时，据被俘德国导弹研制负责人赫尔曼交代，其飞弹设计的关键技术正是应用了钱学森两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超声速气流中锥形体的压力分布》。

　　钱学森后来回忆他在美国求学的经历说：“在这里，拔尖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不能局限于迈小步，那样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在一次美国航空学会的年会上，钱学森讲完自己的论文，就有一位长者提出意见。他便说明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客气地将那位长者顶了回去。事后冯·卡门笑着问钱学森，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辩论？那是大权威冯·米塞斯，但是你说的意见是对的。钱学森和冯·卡门有过一次学术上激烈的争论，话语激烈而尖刻，让老师十分生气。冯·卡门甚至大发脾气，把东西也摔到了地上。但第二天，冯·卡门突然来到钱学森面前，歉意地对钱学森说：“昨天下午，你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这不仅让看到了一位大师的风范，也对他后来发扬学术民主之风产生了深刻影响。

　　但是，钱学森绝不仅仅沉浸在学术殿堂之中，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冯·卡门在听说钱学森懂得绘画、音乐、摄影等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感到非常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钱学森曾说过：“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钱学森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与钱学森同是火箭小组的同事马林纳也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了抽象派画家。

　　不仅如此，冯·卡门还带领钱学森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中，就是冯·卡门每周都会在家举办的party。冯·卡门是一个非常热情开朗的人，他在自己的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帕萨迪纳安顿好之后，不出数月，我们就敞开大门，欢迎学生和客人光临。这样，我们在亚琛所喜爱的国际性愉快聚会又开始了。来往的客人中既包括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也包括电影界的制片、演员等，甚至是巫师、游方术士和各种稀奇古怪的人。也时有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玻尔、费米等人。钱学森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学会了如何与不同的人打交道，让他具备了很强的沟通能力。这让他在回国后，不论是面对国家领导人，还是科技工作者，甚至是工人，都能够游刃有余、不失风度。

　　1955年，钱学森离开美国前，将自己新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奉献给最敬爱的老师冯·卡门，冯·卡门感慨到：“我为你骄傲，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在1960年召开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齐声朗诵《工程控制论》序言中的名句，以表达对钱学森的敬意。《工程控制论》中的许多先进的方法，不仅有力推动了现代控制理论的蓬勃发展，还在1968年美国“阿波罗号”成功登月中发挥了作用。科学界的人都知道，源自于德国的哥廷根学派，在全世界数学科学和物理学发展中长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哥廷根学派的精髓，是从扑朔迷离的复杂问题中找出其物理本质，用简单的数学方法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是科学的助推器。哥根廷学派的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方法，让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成为了钱学森一生始终不渝的追求。

　　三、社会实践：知行合一造就大成智慧

　　让我们继续回溯历史，从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六个之问”中，去读懂钱老高人一等的战略思想，感受钱老大成智慧的思想精髓。

　　——“战胜之问”，发美国导弹之先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4年，英国伦敦的周边突然响起巨大爆炸声，且爆炸大都发生在交通高峰时段。人们惊恐的是，并没有看到德军的轰炸机的身影，便纷纷猜测，德国到底发明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伦敦接连几天、持续不断的爆炸声、惊叫声、哭泣声，让盟军一方无时无刻不绷紧了神经。随后美国情报人员获悉，在伦敦上空嗡嗡作响的庞然大物，是德国工程技术人员早在1936年就开始研制的导弹，目前已经成功研制了V1、V2两种型号。于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立即请美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冯·卡门进行研究，并问道：“我们如何才能在武器上超越德国，确保战争的胜利？”冯·卡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钱学森、马林纳等人。在仔细分析了有关情报的基础上，钱学森等人临危受命，研究起草了题为《关于远程火箭运载器的评价和初步分析》的报告。通过缜密研究，钱学森等人结合美国的科技水平，给出了“一枚起飞重量4.5吨的液体导弹最大射程能达到120公里”的精确定量结果，并指出国应立即着手制订远程导弹发展计划。最终，五角大楼十分认同这份报告，并支持扩建冯·卡门、钱学森等人领衔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在这个实验室，开启了美国最早的导弹计划，“列兵”、“下士”、“中士”系列导弹相继诞生。钱学森等人推动了美国的火箭、导弹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并且为美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

　　——“导弹之问”，担国家崛起之重任

　　钱学森归国后，中央即安排他考察我国工业基础最雄厚的东北，目的就是请他研究我国发展导弹武器的可能性。当时，哈军工的校长陈赓大将问他：“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他坚定地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实际上，通过这次考察，他认识到我国的工业基础是十分落后的，指导在当时的条件下进行导弹等尖端技术的研制，即使在人类科技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本想在回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他，面对党的嘱托和人民的期盼，面对缺钱、缺人、缺技术的困境，他毅然担当起航天事业领导者、规划者、实施者的多重使命。事实证明，他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在经济一穷二白、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条件落后，甚至没有第二个人搞过航天的情况下，带领千军万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科学难题、技术难题、管理难题，创造了“导弹实现中国造”、“两弹结合震苍穹”、“太空高挂中国星”的中国奇迹，让全世界不得不尊重中国人的声音，让一个缺钙的民族从此挺起了脊梁。我认为，钱学森归国之后的第二年——1956年，是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元年，我国开始以国家意志、动员全国力量，发展导弹、火箭等技术为代表的国防科技工业。在此之前，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仅局限于常规武器方面，而且规模不大。钱学森正是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开先河者”。

　　——“空天之问”，开国防工业之先河

　　1956年2月17日，钱老提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从方向性、引领性、全局性的高度，认为应当先发展导弹。钱学森的意见，受到了空军司令刘亚楼等许多军方高层的强烈质疑。他们认为，抗美援朝战场的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必须掌握制空权，必须发展航空工业。为解决这个争议性巨大的问题，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让钱学森与新中国的将帅们展开讨论，中心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要优先选择发展火箭导弹而不是战斗机？

　　钱学森面对当时一些将帅的质疑，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飞机与导弹最大的不同，就是具备“有人参与”的特性，而一旦涉及到人的因素，就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对技术水平、工业基础、综合国力的要求和代价，要比发展导弹高得多。飞机有人驾驶，而且需要反复使用，各个部件都必须过关才能保证安全。导弹就不同了，它是自动寻找目标，而且是一次性使用，即使我们工业落后，不能确保每一个部件是最好的，但根据系统工程原理，把一般的部件组合起来，同样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这也是为何一代战斗机的研制周期，发达国家是10年，形成武器列装到部队，需要15年。发达国家尚且如此，我国工业薄弱，能设计不能生产，能生产不能制造，大量的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以及配套的雷达等，都难以保证。15年的周期肯定不够！即使解决了这些，以我国的经济实力，大批量生产也不现实。正是为此，钱学森认为，可以得出优先发展导弹的高性价比：导弹的投入主要集中在科研、试验上，一旦研制成功，国家再穷，生产一部分应该不是问题。应当说，当时的决策层和钱学森都是务实的。仅凭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工业水平和制造能力，短时间内大批量造出飞机并入列部队用于实战，的确很难做到。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对的，“两弹”全面成功，为我国赢得了长期以来和平、发展、稳定的大环境。

　　——“风洞之问”，奠太空探索之基石

　　1985年10月，大裁军开始了。在这个大形势下，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决定从绵阳的气动中心开始，研究机构精简甚至裁撤的可能性。理由无非两条：一是不影响当前紧急任务，二是气动中心耗电量过大，影响当地的国民经济建设。由于存在很大争议，中央经反复讨论仍没有决定。在一次会议之后，邓小平请钱学森留下，与他探讨风洞建设问题。邓小平问：有人提出，计算机发展到今天，气动性能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来求解，是不是就不需要风洞了？钱学森答：是有这种可能。但计算机的速度目前还达不到这个地步。即便是将来计算速度和软件技术提高，风洞试验还是需要的，要看看计算的模拟结果符不符合试验的结果。邓小平问：听说由于气动中心吹风需要大量电能，已经影响到西南地区的工业生产了？钱学森答：如果我们走美、苏研制航天飞机的高马赫数、高雷诺数的路子，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可能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用电；但我们不主张走美、苏大型风洞的路子，而是发展激波风洞、走短脉冲的道路，以节约投资和电能；而且，风洞开机的时间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只要不做试验，就可以不用电能，不影响当地的工业生产。钱学森的一席话，打消了中央疑虑，对气动中心的“免死”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正是由于气动中心的保留，使得中国气动试验没有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使后来大型航天器的研制具备了先进的试验条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保障我国太空探索在国际上占据了应有的位置。

　　——“机船之问”，启载人航天之征途

　　1989年，面对航天领导层关于发展“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的战略之争，尽管他早已不在一线领导岗位，别人就载人航天方案征求他意见时，他写下了“应将飞船方案也报中央”，这掷地有声、字字千钧的十个字，再次为航天事业提供了最科学的方案。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如果要搞载人，那么用简单的方法走一段路，保持发言权。”以当时的国力和技术，航天飞机技术仍旧过于复杂和先进，如果选择“航天飞机”的道路，中国载人航天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也不会拥有世界航天大国的话语权。当时的钱老虽然已经不再领导岗位，虽然不能直接做出决策，但却为决策提供了最科学的方案，又一次在决定航天命运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支持“飞船方案”，不是随意为之，而是钱学森在总结历史、把握国情、统筹远近、权衡利弊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战略判断。

　　——“期盼之问”，做大成智慧之先驱

　　钱学森在晚年重回学术理论研究，开启了“创建系统学”的探索。系统工程的“中国学派”，就是钱学森学派，它形成了系统科学的完备体系，倡导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并以社会系统为应用研究的主要对象，并取得了经世致用的效果。他多次建议中央建立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设计部”，甚至在他临去世的前几天还念念不忘，感叹国家总体设计部在20世纪未能实现，可能要到21世纪的某个时期才能实现了。这成为了永远的“钱学森之憾”。今天，系统工程思想得到了党和国家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并强调“坚持系统观念”，这是五中全会精神的一大亮点，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一大亮点。

　　同学们，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被钱学森所感动？至少，我自己早已被深深感动了。可以说，钱学森的成长和求学经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们能够从大师的过往中看到熠熠生辉的智慧光芒，感受到闪闪发光的精神底色。我刚刚所讲是为了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钱学森。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时代不能重演，历史不能假设，英雄不可复制，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钱学森。那么，大家是不是要问我，既然如此，我们甚至我们的后代，不就永远无法成为这样的人了吗？我们既没有“钱氏家训”的世代祭奠，也没有那么多大师为我们授业解惑，更没有新中国成立的特殊背景。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不然。如果有人这样想，那只能说明，你们仅仅认识了一个“看得见的钱学森”。事实上，我们只有透过“看得见的钱学森”，去找寻那个“看不见的钱学森”，去分析人才培养的规律，才能洞见其背后“集大成，得智慧”的本质。而这才恰恰是我们每个人应该矢志不渝、毕生追求的东西，也就是“看不见的钱学森”留给我们的“智慧钥匙”。

　　那么，这把“智慧钥匙”是什么？我想试着给我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我要报告的第四部分内容。

　　四、“集大成，得智慧”的教育之钥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究竟要把怎样的人带到未来？那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感到这与钱老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的“五个结合”不谋而合，即量智与性智结合、科学与哲学结合、科学与艺术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微观认识与宏观认识结合，这也是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核心所在，更是钱老本人的毕生实践。大成智慧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成为我国教育的有益补充，以提升现代教育的“第一发动机”能量，打造教育的“第二发动机”，让创新教育的能量源源不断，创新教育的精神源远流长。具体来说，其关键在于大成智慧教育体系的“一体两翼”。一体就是根据人才成长规律归纳出来的“五商融合”理论模型；两翼是根据人才培养规律归纳出的两方面举措：一个是教师教学上的“五育并举”，另一个是学生学习上的“多元标准”。

　　——理论上，“五商融合”激发创新思维

　　钱学森曾指出：“在现代这样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复杂的系统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我们面对新世纪各种变幻莫测、错综复杂的事物时，如何作出科学而明智的判断与决策，并能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创新，需要集大成、得智慧。我总结起来，“智慧”的获得依赖于非常多的要素，但核心是有赖于五商融合。

　　一是健商：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通过健商来对人的健康水平进行考察，不仅要看人体是否有疾病，还要看个体在思想、情感、环境以及社会等方面是否有序发展，它综合反映了一个人的生命质量状态。在新世纪社会和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拥有健康体魄是人才自身发展的必备前提。

　　二是智商：旁见侧出、见仁见智。发表于《自然》的一项研究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苏·拉姆斯登（Sue Ramsden）招募了33名12-16岁学生进行智商测试，并配合脑部磁共振成像分析，结果发现虽然群体的平均分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个别人的智商发生了最多21分的上下浮动，这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区别：遗传基因是智力形成、发展的先天基础，但是后天的环境、教育、坚持不懈的训练和鼓励，也是智商的重要催化剂。

　　三是情商：善解风情、审时度势。1990年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约翰·梅耶和耶鲁大学彼得·萨洛维重新解释情商并提出了较系统的情商理论，良好的情商能够引导和培养正确的人生态度、稳定的情绪、丰富的情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等。爱迪生试验了1万多次才发明了蓄电池，诺贝尔煎熬8年才研制出无烟炸药，意志的自觉性和坚忍不拔的性格等也能搭建起通向成功的桥梁。

　　四是位商：自我定位、择优而行。我相信在座的同学智商乃至情商都不差，甚至都比我强，但是对于一个成功的人，除了需要健商、智商、情商，还需要“位商”。位商，是指人在一定水平的智商和情商的基础上，具有迅速且准确判断自身在周围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制定恰当的人生阶段或整体性决策的能力。每个人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不同，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摆正自己的位置。在位商的概念中，有三个关键的问题，一是定位，二是决策，三是自身的提升。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五是灵商：急中生智、妙手偶得。灵商是心灵智力，即灵感智商，就是对事物本质的灵感、顿悟能力和直觉思维能力。提到“灵商”，很多人会觉得神秘莫测、虚无缥缈，甚至觉得是怪力乱神，但是它并非是人类虚无的妄想。实际上，灵商是指一种智力潜能，属于潜意识的能量范畴。钱学森说过：“灵感这种思维往往表现为灵感或意念的突然闪现过程或悟性的涌现过程”。无论是阿基米德从洗澡中获得灵感最终发现了浮力定律，牛顿从掉下的苹果中得到启发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还是凯库勒关于蛇首尾相连的梦而导致苯环结构的发现，都是科学史上灵商飞跃的不朽例证。灵商作为一种智力潜能，甚至被称之为“人类的终极智慧”，只是其培养的“规律性”有待进一步挖掘。

　　——教学上，“五措并举”造就创新人才

　　在这里，我想对老师们说：大成智慧教育以打破学科界限、实现跨学科交叉融合为教学改革的着力点，培养“德智体美创、理工文艺哲全面发展、人机融合、人网融合”的人，在实践层面其核心在于“五措并举”。

　　一是零岁起步：铸就创新基因。人在怀胎十月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形成性格，即性格基因。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胎儿发育到一定程度后大脑已能识别外界声音，并且出生后仍能记住在母亲子宫中经常听到的言语。人在1-3岁间形成生存基因，也就是人对生存的基本需求的性格，如味道的辨别，饮食习惯的形成等等；人在4-11岁形成生活基因，科学的预判人的寿命、生活空间和生物本能基本定型；人在11-17岁形成事业基因，在这段期间内，赋予人知识和能力，包括高中、大学、硕士的学习都在这段期间完成。

　　二是人机融合：打破填鸭困境。现代教育的问题，在于“灌输式、机械式、重复式、跟随式”的教育模式占据了最宝贵的成长时间。过去思维基本上是靠人脑，然而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产生，把人从繁琐的记忆当中解脱出来，把人从耗费大量精力的计算中解脱出来，这使得几千年来传统的脑力劳动的效率大大提高，使得人们脑力劳动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机融合、人网融合、以人为主”的方式，已经能够将人从存储和计算中解放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在“创造思维”涌现上。届时，绝大多数的机械记忆、重复性劳动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创造性思维的飞跃。

　　三是学制缩短：实现冒尖涌现。用“人机融合”把人从灌输式地培养中解放出来，就能够实现学制的大大缩短，使得拔尖人才更早、更快、更多地“冒出来”。学制缩短的具体做法如下：首先是八年一贯制的初级教育，用4岁到12岁打基础。4岁入学这一理念是有脑科学、认知学、心理学、思维科学为依据的。接着五年的高中加大学，用12岁到17岁完成大成智慧的学习。另一个是用一年去“实习”，学成一个行业的专家，写毕业论文，成为大成智慧教育硕士。因此，钱老认为在17岁之前，就可以完成一个硕士的培养。

　　四是德行统一：实现知行合一。钱学森特别强调，大成智慧人才培养的关键，还在于学生的品德与精神。故而，在大成智慧学实践的过程中，培养伟大科学精神与崇高品德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这其中要树立起自觉追求真理的激情，要在人机融合、人网融合中形成知识的积累与丰富，在具体实践中不断锻炼成长，也只有这样，方能培养出真正契合国家发展需求、有益于推动民族进步的人才。

　　五是科艺并重：迈向大成智慧。前面已经讲过， “量智”与“性智”分别侧重于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因此，科学教育代替不了艺术教育，艺术教育也代替不了科学教育。它们是人才培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正如James Jaccino博士提出：“尽管每一个半球确实有着某些清晰的特性，但每一个大脑半球仍然要求另一半球协助其整体功能”这也代表着提高性智的同时也会提高量智。法国医生Tomatis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即“莫扎特效应”。他认为音乐活动（不限于莫扎特音乐）对学生各种智能表现均具促进作用，如提高数学分数，促进阅读、地理等能力的发展。钱学森也曾高度评价他的夫人蒋英从事的音乐对他的重要启发。当钱学森投入到“两弹一星”的研究时，他既要给学生上课，又要去沙漠基地，但他还是喜欢抽空听蒋英的歌声，蒋英就用那家黑色的钢琴弹奏，让钱学森的思维在音乐中发散。正如钱学森回忆：几十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看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蒋英的歌声，对钱学森而言，就如同爱因斯坦那架小提琴，“科学与艺术“的相互渗透，让钱学森和蒋英，在两个不同的领域达到巅峰。

　　——学习上，“多元标准”成就多彩人生

　　在这里，我想对同学们说：任何教育都没有办法让人人成为精英、人人成为领袖、人人成为伟人。但是，我们要有勇气打破自己的天花板，成就更好的自己，在自己的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站在更加务实的角度来看，我想，在座的每一名学生都应该拥有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一个强健的体魄。每个人只有在良好健康意识之下，通过不断提高对自身健康的管理能力，不断提高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才能保障创造性思维的不断涌现。正如清华大学提出：为祖国再奋斗五十年！

　　一门流利的外语。人类已经从“局域化”走向“全球化”正在迈向“世界化”，这是历史大势，不可逆转。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国面貌。因此，成为一个具备国际交流能力的人至关重要。

　　一手漂亮的书法。字如其人，文字正是人的“第二张脸”。一手好字不仅是涵养的体现，也是内心世界的现实反映。

　　一身广博的学问。这是大成智慧教育对于一个人知识层的基本要求，也就是一种“通识教育”，让一个人学习各种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经验等，而不是过早的分专业、分领域。

　　一种擅长的艺术。这就是前面所讲的“科学”需要与“艺术”结合，这不仅能够有利于激发我们的创造性思维，还能够让我们回归平静的内心。

　　……

　　事实上，这几条后面还可以延伸出很多很多内容，这就需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了，因此我提出的是“多元标准”成就多彩人生，这个“多元”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

　　我以上所讲的，就是我个人对于教育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的解答。概括起来，我们要培养爱因斯坦式的思想巨匠，爱迪生式的动手能力极强的发明家，钱学森、冯卡门式的帅才，雷锋式的勇于奉献、听党指挥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同学们，让我们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坚定不移的责任感，为祖国强大时刻准备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勇攀智慧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