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由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主办，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应用咨询工作委员会协办的第七期钱学森论坛深度会议暨纪念钱学森同志归国65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

会上，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介绍，钱学森晚年重回学术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超前时代的理论思想，较为突出的，可以用“文、智、五、工”四个字来概括。“文”，即“文明复兴”的重启，要靠系统论来引发；“智”，即“大成智慧”的获得，要靠“人机融合、人网融合、以人为主”来实现；“五”，即“情商、智商、位商、灵商、健商”五商合一，将造就21世纪的新人类；“工”即系统工程工具方法体系的建立，将打造新时代智库装备。

以下为薛惠锋发言实录：

有的人，一个眼神，就能征服世界；

有的人，不用说话，就能震慑全场；

有些人，你看不见，因为他远远走向前方，无暇回看历史。

钱学森这面旗帜，在炎黄子孙的心里，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人为钱老撰写过这样一幅挽联：“日盼百岁寿辰，惊闻驾鹤西去。科学巨匠全才，再有疑难问谁？”钱老去世这11年来，这幅挽联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常常扪心自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读懂了钱老？是不是在“看得见”的钱学森背后，还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钱学森？就像隐藏在云海之上，还有一座我们不常看见的，更加巍峨、壮丽的思想的山巅？

对于“看得见”的钱学森，我想我们已经了解地比较多了。他在中国航天的历史中，推动了三次关键飞跃。他推动了中国导弹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关键飞跃，把导弹核武器发展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让一个缺钙的民族挺直了脊梁，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国地位。他推动了中国航天从导弹武器时代进入宇航时代的关键飞跃，让茫茫太空有了中国人的声音。他推动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研究与探索，为后来的成功作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准备和技术奠基。这几次飞跃，为中国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力量，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环境，更使中国前所未有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

对于“看不见”的钱学森，我们可以从他的早年、青年、晚年这三段人们较少关注的经历中，找到读懂钱老的钥匙。从中我们能看到，巍巍中华的文化精髓在钱学森的血液中流淌，源自西方的创新精神在钱学森的思维中激荡。钱学森科学思想是东西方融合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群山”中，巍峨壮丽的“顶峰”。

——他的早年，可谓是“华夏基因传承精神根脉”。他出身于“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钱学森在成长中，无疑受到了传统家风的深刻影响，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使理想精神、精英意识、家国情怀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特别是《钱氏家训》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价值观、“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的人生观，钱学森一生做到了一以贯之、始终不渝。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百废待举，他毅然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表明心志：“我是中国人，我到美国是学习科学技术的。我的祖国需要我。因此，总有一天，我是要回到我的祖国去的”。面对党和国家交给的时代重任，他毅然挑起了千钧重担，发出心声：“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钱学森的身上，始终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智慧和精神，彰显着“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他的青年，可谓是“西学东渐开启创新源泉”。钱学森20年留美，开展了一系列远远超前于时代的科学实践。20世纪，服务于德国的普朗特是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普朗特最杰出的学生冯·卡门把应用力学从德国带到了美国，使哥廷根学派的传承和发扬光大；钱学森来到了来到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的门下，成为哥廷根学派的重要传承者，并成为美国导弹的创始人之一、航天飞机的创始人之一、物理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现代智库的创始人之一。哥廷根学派的精髓是：从扑朔迷离的复杂问题中找出其物理本质，用数学方法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被钱学森继承并不断发展。1955年，钱学森归国时，冯·卡门告诉钱学森，“你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哥根廷学派的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方法，让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成为了钱学森一生始终不渝的追求。

——他的晚年，可谓是“系统涌现铸就思想高峰”。钱学森总结他在美国20年奠基、在中国航天28年实践、毕生近70年的学术思想，融合西方“还原论”，东方“整体论”，形成了“系统论”的思想体系。这是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思想方法。他形成了系统科学的完备体系，倡导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并以社会系统为应用研究的主要对象。正如钱学森所说，这实现了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1991年，钱学森作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唯一获得者，在领奖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两弹一星工程所依据的都是成熟的理论，我只是把别人和我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成熟技术拿过来用，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应该这样做，系统工程与总体设计部思想才是我一生追求的。它的意义，可能要远远超出我对中国航天的贡献。”钱学森一生低调、从不自诩，但对系统工程、对总体设计部思想，他称之为“中国人的发明”、“前无古人的方法”、“是我们的命根子”。

钱学森的高度，还得益于不平凡的时代和机遇，得益于他面对千年不遇的世界变局，作出五次顺应潮流、合乎时势的重大选择：第一次，内忧外患激发铁道之志。他没有听从老师、父母的安排，而是受到了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打定主意要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第二次，民族安危坚定航空救国。钱学森目睹日军的飞机肆虐，期望能制造出能把日本飞机打下来的自己的飞机，因此作出人生的第二次重大选择：改学航空工程。第三次，理论突破助力二战胜利。为了掌握航空理论来指导航空工程，他作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重大选择：敲开了导师冯·卡门教授办公室的门，并很快就成为航空理论方面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以一系列理论创新和突破，为二战胜利以至美国未来50年航空航天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功勋。第四次，奠基航天打造国之重器。回国后，国家的需要使得他作出人生的第四次重大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钱老森晚年曾对他的秘书说：我实际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需要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但他一旦做出决定，就义无反顾地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航天事业，出色完成了国家赋予他的任务。第五次，重回书桌铸就思想丰碑。1982年，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钱学森已70岁了，已功成名就的他完全可以休息了。但是他又出人意料地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五次重大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从70岁到85岁，钱学森以独到的研究角度，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领域，提出诸多远远超前于时代的新思想、新理论。需要强调的是，钱老恰恰对他晚年成就最为自豪，常常说自己“退下来的十几年能从事科学理论研究并有一点儿成绩，这十几年没白过。”有一次，钱老刚刚上班不久的孙子周末来看望他，兴奋的说：“最近我们单位上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们机关将爷爷您的事迹作为教育材料。从小我听爸爸讲了您的很多事，很受教育。爷爷，您真伟大！”钱老以往对于这些好听的话不以为然，这次却抓住了这个话题说：“你说的都是我做航天的事。你要知道，我50年前做航天，都是将科学上的一些成熟理论加以应用，搞火箭、导弹。这没什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国家需要我做我就做。我不认为你说我伟大的地方就是伟大的。如果我50年前那些事儿也叫伟大，你的要求太低了。你记住：21世纪的爷爷将更伟大！”比起他早年和中年的贡献，钱老更看重他晚年取得的成果，认为这才是自己真正的创新思想，而这些思想必将在新的世纪引领人类的发展。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世界不应只被探索，还应该被改变，被那些胸怀抱负和独具慧眼的进取者们引领向前。然而，千百年以来，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历史巨浪的冲刷下，消逝得无影无踪；许多曾经名闻遐迩的学说，在时光的淘洗中日渐失去光泽，变得越来越暗淡。我认为，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的思想理论方法，以其集大成的理论气度、开创性的理论洞见、划时代的理论贡献，必将赢得当前而领跑时代，源于中国而惠及四海，超越历史而洞见未来。正如一家外国媒体所评价的：“作为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属于20世纪；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钱学森属于21世纪。”

为了向大家进一步解读“看不见的钱学森”，我想用“文、智、五、工”四个字，来概括他晚年远远超前于时代的伟大思想。

——所谓“文”，就是“文明复兴”的停滞，要靠系统论来重启。

500年前肇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引发了由“神”到“人”思想解放，使人类走出中世纪的蒙昧，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进而催生了一波又一波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20世纪的100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了以往数千年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和。这一系列的发展进步，都是以“还原论”为思想基础，就是将复杂对象不断分解为简单对象，将全局问题不断分解为局部问题去解决。无论是把物质细分到原子，还是把生物分割成细胞，基本上都围绕一个“分”字展开。还原论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不足与缺陷也日益凸显。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表现为对局部的透彻认识无法换来对整体的清晰感知，甚至底层机理研究得越明确，宏观机理就掌握得越模糊。上世纪40年代以来，以量子理论与相对论为代表的基础科学突破，让人类对自然与宇宙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带来了二战后应用科技的爆炸式繁荣。然而，基础科学已近70年没有与之比肩的重大颠覆性发现了。这导致赖之以生存的应用科技已经渐入穷途，快要榨干基础科学这个河床的最后一滴水。我们不断遇到材料的极限、动力的窘境、能源的危机、生命的无助、智能的瓶颈。这就好比“手机”一样，更新换代很快，但实质变化不大。基础科学发展缓慢的根源，是还原论难以解决科学中“复杂性”与“涌现”问题。这就是，系统的个体遵循简单的规则，但这些个体通过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一些新的属性或规律，会突然间地、迸发式地更高层面诞生。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律普•安德森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所说，过去数百年，取得辉煌成功的还原论思想，走到了尽头。破解“还原论”思想的弊端，催生新的思想大飞跃、技术大爆炸、产业大变革，重启停滞的科技繁荣与文明复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早在30年前，战略科学家钱学森，就为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了“钥匙”。钱学森认为：要综合西方的“还原论”、东方的“整体论”，形成系统论的思想，以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开创“第二次文艺复兴”。钱学森认为，中国将发挥“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主战场作用，通过“系统论”的发展应用，使得人类把握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实现跨越式的提升。钱学森说：“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引起全社会生产体系和经济结构的飞跃，即产业革命”。他认为，通过第二次文艺复兴，把新的产业革命不断向纵深推进，进而消灭“三大差别”，达到“整个社会形态的飞跃”。到那个时候，体力劳动将大大减轻，人民将基本上转入脑力劳动、创造性劳动，人类文化发展将空前加速，实现恩格斯在100多年前所说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所谓“智”，就是“大成智慧”的获得，要靠“人机融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来实现。

钱学森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及其实践形式，为获取“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最高层次的智慧指明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钱学森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thesis)及其实践形式——“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并将运用这套方法的集体称为总体设计部。这就将系统方法论具体化了，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和实践方式，即：“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信息、知识和智慧的综合集成技术。这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正如钱学森指出的，“如果说量子力学是微观层次的科学革命，相对论是宇观层次的科学革命，那么系统学则是宏观层次的科学革命”。系统科学的出现，是在中国发端的一场科学革命，必将引发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这是破除“人工智能的陷阱”，把机器的逻辑思维和人的创造思维有机结合，革除“有智商、没情商，有智能、没智慧，有计算、没算计”的弊端，获取“大成智慧”的关键所在。

——所谓“五”，就是“情商、智商、位商、灵商、健商”五商合一，造就二十一世纪的新人类。

灵商，就是钱老所说的对人的潜能意识的开发钱学森说：“灵感是潜意识，党酝酿成熟时突然沟通，涌现于一时即成为灵感”。“灵感这种思维往往表现为灵感或意念的突然闪现过程或悟性的涌现过程。”它是“智力劳动的产物，具有突发性、飞跃性、瞬时性的显著特征。”钱学森认为，“如果人体的意识系统能够在自觉或自发状态下，以某种方式与微观尺度的量子系统建立某种联系，就可能运用量子效应。”这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位商，由钱学森智库提出，是指人具有迅速且准确判断自身在周围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制定恰当人生阶段或整体性决策的能力。在对一个问题的处理当中，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并对自己的能力、人际关系在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中的定位做出准确的判断，然后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提出恰当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在这个过程中总结经验，提升自己的位商水平。健商，就是通过人体科学和人体自修复技术，实现运用系统论来治身。“五商”有着独自的特点，但五商合一才是联通左右脑、激发全要素、涌现创造性思，冒出创新型人才，造就二十一世纪新人类的关键。所谓“工”，就是建立工具方法体系，打造新时代的智库装备。

随着各项技术的不断发展，人、机器、网络的相互依赖程度和融合程度都不断提高，已经从“人·机·网结合”演变到“人·机·网融合”。也就是从钱学森提出的“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逐渐演变到“人·机融合、人·网融合、以人为主”的方式。钱学森智库面向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针对不同领域的问题，将相关理论、方法、技术与知识综合集成，以系统思想为指导，以“人·机融合、人·网融合、以人为主”为实现方式，以综合集成方法为基础，在专家体系、数据体系、知识体系三大体系基础上提出“六大体系、两大平台”（思想库体系、大数据及情报体系、专家体系、网络和信息化体系、模型体系、沟通交互体系，机器平台、指挥控制平台），形成一套用于解决复杂问题的决策支持体系。钱学森智库通过建设“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对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提供科学、有效的途径；将钱学森总体设计部思想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从理论层面延伸到应用层面，无论是“载人航天飞船方案”的提出，还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研究论证，这套体系都提供了有力支持，也必将在未来，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更大作用。

“看不见的钱学森”，向我们昭示着，唯有心无限，方能突破极限。跨越不可能之界限，才能创出无限可能。要从平凡中创造奇迹，突破日常认识的藩篱，才能彰显不可替代的精神，实现未曾实现的梦想。穿越迷雾寻找智慧光芒，动荡的世界呼唤时代的智慧。让我们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在不可替代精神的感召下，去跨越人类进步的又一高峰！ （光明网记者张梦凡、蔡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