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庆邦（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
张未民（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批评家）
雷 达（中国小说协会会长、批评家）
向云驹（《中国艺术报》总编辑、批评家）
张 江：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称得上“高峰”之作？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成为共识，那就是好作品一定与灵魂有关，它能够触动灵魂、塑造灵魂、涤荡灵魂。
文艺是关乎灵魂的事业
刘庆邦：当下的文艺，总体上看乱花迷眼，具体看又精品无多。对此，作为一个作家，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不可把自己当成局外人，去埋怨环境，埋怨媒体，埋怨评论家，甚至埋怨读者。还是要眼睛向内，来一番自省，看看自己在整个文学生态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为文学园地提供了积极、健康、向上、美丽、有益的东西。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于这个说法，每个作家都耳熟能详，但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认同。有的作家报以微笑，认为这个说法高了，是在为作家戴高帽——不就是码码字嘛，哪里就够得上灵魂呢，哪里敢与工程师相提并论呢？
我对这个说法也有些敬畏，从不敢轻易把自己的职业与这个说法相联系。不是谦虚，真的，我认为自己的写作劳动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差得很远。然而，我不能不承认，文学创作的确是一种内在生活和精神劳动，的确是一项关乎灵魂的事业。我们的写作如果不能影响别人的灵魂，至少可以触碰我们自己的灵魂，通过写作改善自己的灵魂，不断完善自我。
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作家的写作是作家的生命之歌，是他精神生命的存在形式。作家的创作过程与作家的生命状态有着紧密的联系，作品的质量取决于生命的质量，作品的力量取决于生命的力量，作品的分量取决于生命的分量。所谓生命的质量，是指一个作家的人格。高尚的人格应当包括善良的天性、高贵的心灵、良好的道德、悲悯的情怀和坚强的意志。生命的力量，主要是对一个作家的思想能力以及他所达到的思想深度、思想宽度和思想高度而言。一个作家勤学、善思，对世界有独特的看法，又勇于并善于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作家才称得上生命有力量。鲁迅就是一位极具生命力量的作家。史铁生身体不好，常年在轮椅上生活、写作，但他对生命的不懈追问，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思索，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量。作家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就有的，是受过挫折，经过坎坷，甚至被误解过，被轻视过，被批斗过，锻炼再锻炼，加码再加码，生命才逐渐变得有分量起来。沈从文评价司马迁说，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写出伟大的《史记》，得益于他的忧患意识和生命的分量。不论是司马迁，还是沈从文，他们的生命都很有分量，因而才写出了有分量的传世作品。
像司马迁、鲁迅、沈从文、史铁生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作品为我们树立了极高的标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弘扬核心价值观是文艺内在需要
张 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一个作家的高尚追求。文艺作品不仅是创作者个人修为、素养、德行的外化，更应该是整个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承载和传播。惟其如此，文艺才能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实现其价值。这既是文艺的社会责任，也是文艺的内在需要。
张未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二十四个字，是对我们生活实践的正能量的集中表达，具有向上的道德崇高性，同时又是对伦理底线的守护，具有日常生活的普遍性。它是用观念性符号表达的生活，如何透过它的概念硬壳把握它的生活本性，将艺术审美视界与价值伦理视界相融合，还原它的形象气韵和生命神髓，体现核心价值观的情感共鸣，这一点对文艺家来说尤为重要。
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望文生义地理解“文以载道”，难免会简单化，似乎“文”就是一个装载工具。其实只要仔细思考，想想“道”这一目标远大理想宏伟的本体，文怎么能够“装载”得下？反而可能是人行走在生活的常道、正道之上，被这伟大的道所指引和承载，我们的“文”才可能具备伟大的品质，从而实现自己较高的审美境界。
历史上，人类创造出无数深刻而生动、与伟大理想道德融为一体的文艺经典，这些经典作品审美光辉与道德光辉同在，它们自觉拥抱生活与生命的本质，从不把这种本质作抽象空洞的处理，而是还原生活的完整、积极与鲜活生动，由此进入价值观的核心地带，可以说，真正的文艺精品都应该而且一定是核心价值观的表达者和表现者。中国自古以来的优秀文艺作品都离不开民族核心价值精神的指引和塑造，因此才有其与日月同辉的灿烂景象。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如此阐释“文”与“道”的关系：“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是说，我们要心存敬仰敬畏之心，明白“文”都是生活之“道”的神圣产物，这样文艺家才能像圣贤一样使道垂之于文，他自己也因文艺的创造而可能阐明道，实践道，从而“日用而不竭”，生活和生命以及文艺才不会枯竭。对于今天的中国文艺来说，建构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精神是应重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