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互联网治理方式存在差异。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治理受到既有政治法律和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各具特色。从治理主体上讲，有的国家强调政府主导，有的国家突出社会团体的作用；从治理对象上讲，有的国家突出对网络实体的管理，有的国家突出对虚拟身份的管理；从治理依据上讲，即使在依法治理的范畴内，也存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差别；从治理模式上讲，有的国家将网络治理区别于现实社会治理，有的国家则将网络作为现实社会的一部分来治理。
世界各国在互联网使用和治理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其互联网发展诉求与治理重点的差异。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这就表明，只有充分尊重各个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和诉求重点的不同，才能构建科学有效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改变全球互联网治理不平等状况的“中国态度”
互联网把人类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然而，在这一新的发展空间中，传统的国际秩序依然在发挥作用，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本以及在网络资源分配控制权上的优势，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牵制。
互联网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依次为基础设施层面、逻辑层面和应用层面。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霸权渗透到每一个层面。基础设施层面上，发展中国家力量薄弱。发达国家往往凭借技术优势形成对市场的控制，赚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例如，发展中国家的网络运营商接入发达国家网络，需要向发达国家支付相当高的费用。包括协议、域名等在内的逻辑层面，也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关键资源。应用层面上，发达国家利用成熟的资本市场和商业模式，迅速培养了大批互联网跨国企业，推出一系列全球性的应用和服务平台。这些平台不仅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而且控制了他国互联网的内容资源，形成对他国更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希望维持现有的以互联网技术社群、私营企业为主导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维持互联网资源分配不平等局面，主导网络空间规则制定，遏制新兴国家互联网发展。
正是基于对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秩序的科学研判，习近平同志提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该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由大家商量着办，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个主体作用，不搞单边主义，不搞一方主导或由几方凑在一起说了算。”这是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全人类福祉高度进行的概括，也是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中国态度”。
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
习近平同志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着眼于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促进互联网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合作共治，明确提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形成了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
“四项原则”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尊重网络主权。这一原则要求所有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能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二是维护和平安全。这一原则要求网络空间不能成为各国角力的战场，更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温床。三是促进开放合作。这一原则要求各国推进互联网领域开放合作，丰富开放内涵、提高开放水平，推动彼此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四是构建良好秩序。这一原则要求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五点主张”是指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
“四项原则”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现了依法治网的原则，体现了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理念，是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基本遵循；“五点主张”，明确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科学路径。“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的创新性、先进性，体现在它打破了西方国家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霸权地位，反映了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坚持“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通过制度安排和市场激励发展基础设施，通过文化与经济刺激提升互联网应用水平，通过建立秩序保障安全和发展，通过治理体系的变革从源头上改变核心资源被少数国家控制的局面，就能有效促进全球互联网治理科学化、合理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同志关于构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思想是信息时代国际治理思维的创新与发展，是对全球互联网发展的重要贡献。（谢新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