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晓华
央视科教频道出了一档好节目，朋友圈里，聚会时刻，逢人都提《中国诗词大会》。根据央视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截至2月2日，该节目首重播累计吸引4.49亿观众观看，节目话题网络总阅读量达1亿多人次。简简单单地背诗、猜诗、解诗，竟牵引起如此盛况，连日来，诸多媒体竞相报道和解读这一文化现象。这一节目，重新唤起了中国人普遍的诗歌情结。
其实，数千年来，中国一直就是一个诗的国度。对大多数民族而言，诗歌都是最早诞生的艺术形式，但是中国人却把诗歌和人的关系推向了极致。先秦时期，诗歌是外交答对的基本凭借。到了汉代，“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能够登高赋诗的人，善于观察自然人生，就够上了做官的标准。唐代以降，诗歌的写作能力成为登科入仕的基本科目。从精英到民间，诗歌成为全民性的文化和娱乐活动。于是乎，一个诗歌民族掀起了作诗诵诗的历史高潮，在这个潮头上赫然站立着李白、杜甫，这种风气辗转延续到近代。对文化精英而言，诗歌是斯文正脉，官僚贵族、文人墨客，竞相风雅。就民间而言，诗歌流荡寻常百姓家，挂一幅中堂，贴一副对联，无不是诗歌生活的体现。至于那游走城乡的昆曲、乱弹，都是对句、韵语，更活脱脱印证着诗歌在耳目中的生长和积淀。
毋庸置疑，新文化运动以后，文艺的基本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诗词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风光不再。彰显思想自由的白话新诗尽管摆出乳虎啸谷的阵势，也绝难创造类似古诗的辉煌。诗歌作为一种文艺体裁的地位整体下降。
但是，一种具体的文艺体裁的历史变迁是一回事，在这种古老文艺体裁的培植和滋养下，中华民族对诗歌生活、诗意生命的追求，却是另外一回事。其坚韧和稳固，让人唏嘘。即使在金瓯列缺、山河破碎、生死考验的艰难中，诗歌依然是维系民族气节、振奋世道人心的利器。谭嗣同临刑之际还要秉笔直书：“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夏明翰弥留之时还要慷慨赋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而一旦中国人在政治解放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上，重新恢复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种根深蒂固的诗歌精神就必然会再次迸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就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文化复兴时代，中国人重归优雅与精致的文化表征。一首首动人心魄的诗歌，一声声铿锵入耳的韵律，唤起的是历史的鲜活的记忆，激荡的是民族文化历久弥新的精魂。
恰恰在这样的情境中，诗歌这种文艺体裁的优长就可以再次凸显出来。无论是古典诗歌，还是现代诗歌，其在思想、想象、篇幅、语言、结构、风格上的多样和自由，都让人感到一种统摄宇宙内外、出入天地之间的超越和解放。谢榛在描述诗歌的美好时说：“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诗歌之美，最终表现的是人的心灵对外在世界的观摩和体味。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追逐诗歌和诗意的民族，其精神世界永远春暖花开。（杨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