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１２４９人， 代表全国２８００万党员。
这次大会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形势有了好转的情况下召开的。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０日—３１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大会作准备。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并同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王洪文负责的党章修改小组提出党章修改草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等１３名老干部。８月２０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至此，大会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大会的议程是：（１）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２）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３）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主持起草的。该报告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等，这就全面肯定和继承了“九大”的错误，使“左”倾思潮延续下去。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十大党章保留了九大党章中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内容，在结构上作了些调整，条文部分改得不多。总纲中只取消了有关林彪的论述和林彪的论点。值得指出的是，十大党章在“左”倾错误方面的新发展，主要是充实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把“批判修正主义列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长期任务”；片面提出“反潮流”原则，要求党员要具有反潮流的精神等。
大会最后选出了１９５名中央委员和１２４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但一批众望所归的老同志入选，毕竟反映了党内健康力量的增强。
中共第十届历次中央全会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７３年８月３０日在北京召开。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因毛泽东的赏识，一跃成为继林彪之后的第二个所谓“接班人”。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
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９人，委员２１人，候补委员４人。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１０日在北京召开。
全会由周恩来主持，讨论了四届全国人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组成人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提出免除他所担任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全会坚持了毛泽东关于支持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任国务院总理的正确意见，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组阁篡权的阴谋。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２１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全会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全会一致通过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要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要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实际上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这次会议对揭批“四人帮”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全会是在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左”倾错误理论。会议认为“四人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了一条极右路线，这就错误地要求人们批右而不批“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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