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登上天安门的功臣钱骥

　　1965年是钱骥最感幸福的一年，也是他人生一段黑暗时期的开端。这一年，他在“651会议”上做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的报告。这一年，“文革”中的钱骥成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特务”，从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岗位上被赶了下来。钱骥没有怨言，对事业，在那里都能干。卫星总体设计技术领导工作，一度由闵桂荣来接替。但是许多工作都离不开钱骥的支持。闵桂荣感慨地说：“钱骥真是把所有的工作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交待给我，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有功人员中没有钱骥，因为他已经“靠边站”。钱骥坐在自家阳台，仰望天穹搜寻那熟悉的轨迹，为实现自己亲身参与并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而热泪盈眶。

　　“特立独行”的姚桐斌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事业高于一切，也高于我们的爱情”“我不能告诉你我从事什么工作，我不能向你透露与我工作有关的任何事情”这是姚桐斌与妻子的婚前约定。婚后，他连办公室电话都没告诉妻子。妻子临产时无法找到姚桐斌，是邻居用卡车送她到医院。直到“文革”，妻子才从七机部小报上得知，姚桐斌所在单位是搞火箭的。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品供应非常紧张。有一次，妻子好不容易买来只鸡，炖了一大锅汤，孩子们都垂涎欲滴。姚桐斌回家惊讶地问：“哪里搞来的鸡？”妻子说从农民家买的。姚桐斌非常不悦：“干部不能买私人食品，我是所长，更应遵守规定。”然后说：“供应紧张是暂时的，我们尽量克服一下。以后千万不要再买私人东西了好吗？”说完自顾自吃饭，一口鸡汤都不喝。——截选自：清华大学出版社《两弹一星元勋》

　　自力更生仿制P-2导弹

　　1960年，国防部五院P-2导弹仿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但在此时，苏联照会中国政府，撤回全部专家，带走所有资料。这给中国的导弹仿制工作造成极大困难，特别是许多关键材料无法获得，仅零部件材料就有3800多项需要落实、解决。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不屑的说：“中国现在过的是‘大锅清水汤，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的生活，还想造导弹？做梦吧！造几个大鸭蛋我看还行……”。赫鲁晓夫的嘲讽激发了中国航天人的斗志，科技人员经过反复摸索，在全国1000多家单位的科技人员大力协同攻关下，终于找到了多种代用材料，研制出许多零部件，确保了导弹仿制进度。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仿制过程中，仅弹体结构一项的材料代换率就达40%以上；在376种辅助材料中，有80%以上是用代料解决的，自主生产总量达到2/3。

　　 梁守槃铸造“争气弹”

　　在仿制P-2导弹过程中，苏联专家借口中国生产的液氧不合格，要求使用苏联生产的液氧。国产液氧是严格按照苏联技术指标生产的，很明显是苏联专家在有意制造障碍。

　　梁守槃在办公室里反复计算，通宵达旦。一天清早，他激动地跟同事说：“我保证，中国的液氧没问题！是苏联专家计算错了，他们把杂质的气态容积当作了液态容积，因此相差了一千倍。再说，十几吨液氧中的杂质不可能同时氧化。即使同时氧化，产生的热量也不会引起压力突然加大，也就不会爆炸……所以，中国的液氧完全可用，不会有问题。”梁守槃立下军令状：“如果用符合技术标准的国产液氧出现严重后果，我个人愿接受一切处分。”就这样，在苏联专家撤走一个月后，使用国产液氧推进剂的仿制P-2导弹发射升空，为中国打出了“争气弹”。——截选自：中国宇航出版社《天魂-航天精神纪事》

　　   杨嘉墀边学边干研制大型热应力试验设备

　　1961年初，杨嘉墀接到研制大型热应力试验设备的任务。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使用单位的技术要求不具体，因为当时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也才刚刚起步。第二个问题是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只能摸着石兴过河，边学边干。他提出基于国产元器件，用高理论水平弥补工业基础较差的不足的设想。经过半年努力，杨嘉墀率领团队将调好的一套试验设备交予使用单位。经过探索，使用单位的技术要求逐渐明确，指标也不断提高。团队人员不理解——这样的任务何时能完成呢？杨嘉墀告诉大家，国防尖端设备，研制单位和使用单位双方都在探索，不可能一次提清技术要求，只能通过互相促进，加深理解，才能把要求搞清楚。1965年7月，杨嘉墀终于将研制的大型热应力试验设备交付使用单位，及时对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批导弹进行了地面试验。——截选自：清华大学出版社《两弹一星元勋》

　　汇集八方英才，中国航天扬帆起航

　　1956年6月，聂荣臻邀请相关单位开会，议题只有一个：请各单位向导弹研究院输送人才。当时，新中国科技人才奇缺，每一名大学生都是宝贝，更别提教授、副教授了。会上一片沉默，陈赓见状，第一个表态：“哈军工准备抽调6个教授支持航委，要哪个给哪个。”会场打破沉默，议论声四起，有人略带调侃地说：“搞尖端武器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可是每年只给我们几个大学生，恨不得一个当三个用。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新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这时，陈赓又站起来，说：“聂总，选调技术干部这事，我想了，哈军工准备再增加3人到4人。”军中无戏言。一时，大家都不在议论，一一表示支持调人。1956年10月8日，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科技人员参加了国防部五院成立大会，中国航天事业扬帆起航。——截选自：中国宇航出版社《天魂-航天精神纪事》

　　黄纬禄的“四共同”原则

　　航天型号研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枚火箭就有数以万计的零件，每个零件又经过很多道工序才能制成，一个螺丝、一根导线、一个焊点出现一点问题，都可能造成整个试验失败。

　　黄纬禄曾担任我国中远程导弹、长征一号火箭、固体洲际导弹的副总设计师和总设计师。在研制工作中，他一贯主张让所有人从各自角度，充分发表意见和看法，大家都把技术指标余量拿出来，再分散技术指标难点。在分散的技术难点中，可能有的单位通过极大努力仍达不到新指标要求，这样的风险要求全系统各参与单位共同承担。根据黄纬禄的这些要求，总结出“四共同”原则，即：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这一原则被奉为航天型号系统协调工作的“金科玉律”。——截选自：清华大学出版社《两弹一星元勋》

　　在库房里做试验的戚发轫

　　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工作中，戚发轫担任试验队的队长。但是，试验缺少的条件实在太多了。卫星的4根3米长短波天线在发射时要收拢起来，上天解锁后靠卫星自旋力量甩出，力量轻了甩不开，力量重了又可能对天线结构造成不利影响。当时，没有计算机仿真模拟，完全是靠地面试验。戚发轫他们甚至连块宽敞、合适的场地都难找。最终，他们找到了中科院力学所的一个库房，地方挺大，就决定在那儿做地面试验。 戚发轫坦言，当时做试验还是有比较高的危险性的，“天线一甩起来，万一断了会抡出去伤人。”但是那时试验队没有任何专用的防护装置。做试验时，年纪大的只能用库房里包装箱的盖子当盾牌，从缝隙中观察试验，年轻同事就趴到房梁上。就这样，试验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情况下全部都完成了。（中国宇航学会根据航天专家口述资料整理）

　　在 “碉堡”做实验的总设计师王希季

　　为给东方红一号卫星任务积累经验，中国科学院启动了研制探空火箭的计划。探空火箭发动机试车过程会产生有毒气体、高温火焰，甚至可能爆炸和起火。因此，试车台必须有防爆、防毒和防火措施。但是，当时的研制条件却异常的简陋。时任探空火箭总设计师王希季坚信，条件总是可以创造出来的。他们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一座当年国民党军队废弃的旧调堡。寒冬腊月，科技人员搬砖抬石，全都当起了“泥瓦匠”，很快利用碉堡建成了一个防爆、防毒和防火的试车台。自1959年12月建成使用，在碉堡中先后进行过40多次火箭发动机的热试车。不单王希季每次试车就“猫”在这个“碉堡”里，就连前来观看试车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钱学森也是享受“同等待遇”!——截选自：《王希季院士传记》

　　一位普通科技人员的故事

　　仿制P-1导弹需要通过测绘摸清导弹的结构、材料。当时，江希藩所在的小组负责测绘发动机涡轮叶，他们使用三角板、卡尺和千分尺等各种工具都无法准确获得一个叶片扭曲的涡轮泵叶轮的准确数据。江希藩冥思苦想好几天，突然想到用X光投影把扭曲叶片轮廓投影到平面上进行测绘的办法。他四处打听，终于联系到位于北京南苑的首都机械厂有这种投影。江希藩抱着叶轮直奔南苑。他先从驻地466医院坐公共汽车赶到永定门，当时永定门到南苑没有公共汽车，他便背着叶轮硬是走了10公里赶到机械厂。当他顺利完成任务往回赶时，发现口袋里的钱不够买一张回程的公共汽车票。江希藩一咬牙一跺脚，背着叶轮一步步走回驻地，午饭也没吃。就这样，来回一整天，几十公里路，水米未进，硬是完成了任务。——截选自：中国宇航出版社《天魂-航天精神纪事》

　　孙家栋向总理讲真话

　　1969年10月，孙家栋陪钱学森向周总理汇报卫星研制情况。当时，有个问题一直困扰孙家栋，那就是卫星许多仪器上镶嵌毛主席金属像章，导致卫星超重，影响散热，降低可靠性。“文革”期间，大家对此事心知肚明，却没人敢说。孙家栋觉得再不汇报就没有机会了。于是，他郑重的向总理说出问题，总理说：“大家对毛主席热爱是对的，但是大家看看我们人民大会堂这个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要挂毛主席的像，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就没有挂毛主席的像嘛。政治挂帅的目的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是要把政治挂帅庸俗化，研制卫星一定要讲科学，要有科学态度。你们回去以后好好考虑一下，只要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我想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嘛。”会后，孙家栋传达了总理原话，这个棘手难题终于解决。——截选自：《孙家栋院士传记》

　　   严谨、严肃、严格的屠守锷

　　屠守锷是长征火箭的大总师，严谨、严肃、严格是他的一贯作风。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首飞试验失败。困难时刻，屠守锷临危受命，负责故障分析和方案改进。他带领技术人员从总体方案设计入手，一层一层对各分系统进行了大量研究试验，从计算和分析方法的选择，到每一个计算公式和计算步骤，他都亲自过问和审查，终于找到故障原因。问题找出来了，怎么解决？屠守锷带领技术人员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先后通过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终于完成了设计方案的改进。1964年6月29日，修改设计后导弹的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对中国年轻的导弹研制队伍是一个巨大鼓舞，他们不仅掌握了导弹研制的若干重要技术，更重要的是摸索出了导弹研制的基本规律，并为以后的研制提供了借鉴。——截选自：清华大学出版社《两弹一星元勋》

　　夙夜匪懈，任新民攻克发动机技术难关

　　1960年8月苏联撤援。毛泽东主席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中央要求，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随后，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提出自行设计研制中近程导弹的设想，其中最关键的是要首次自行研制液体发动机。与仿制发动机相比，新发动机中新设计和改型设计的组合件达到106种，占63%。有一段时间，发动机试车连续出现故障，部件损坏十分严重。时任发动机总设计师任新民压力很大，真有些焦头烂额。聂荣臻托人转告任新民：最困难的时刻也就是快成功的时刻。理解与支持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他带领科技人员和工人夜以继日的反复摸索，终于攻克了发动机的若干关键技术。1961年底，发动机成功通过了125秒试车，取得中国火箭发动机研制的第一个胜利。——截选自：清华大学出版社《两弹一星元勋》

　　迎难而上，谢光选完成东风二号方案设计

　　1960年，东风二号设计工作提上日程。接到任务，谢光选带领团队投入紧张工作中，他们提出明确口号：运行的火车不能停在我的站台上！导弹研制工作一旦启动，就像运行的火车，轰鸣着奔驰向前。每个人都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让这列火车因自己而耽误。工作忙，加班，有人干脆睡在办公室！太累了，倒头睡一会儿，睡醒了洗把脸接着干！入夜时分，办公区内灯火通明，到处是经夜奋战的身影。为计算一条弹道，设计人员用简易手摇计算机，抢时间连续作战，手臂都抬不起来了。为计算液氧箱推进剂的蒸发量，在没有场所和设备的情况下，谢光选带领大家用“土办法”解决难题，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在车间前的空地进行试验。经过反复斟的、推敲，谢光选带领团队完成了东风二号总体方案设计。——截选自：《谢光选院士传记》

　　  逆向思维，“小兵”王永志解决大难题

　　王永志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1964年，年轻的王永志参加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的发射试验。当时，尽管燃料贮箱已经填满，但导弹射程仍达不到要求，专家们挖空心思地想再多加进去一些燃料。在一次研讨会上，王永志说：“发射时推进剂的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发生变化。经过计算，要是能从导弹体内泄出600千克燃料，这枚火箭就能命中目标。”在场专家们大都不以为然，有人不客气地说：“本来射程就不够，你还要往外泄燃料？”。但是，王永志对于自己计算结果非常自信，他找到钱学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钱学森听完王永志的意见后，当即请来总设计师并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说的办。”最后，按照王永志的建议，导弹泄出一些燃料后，射程真的变远了。（中国宇航学会根据航天专家口述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