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根可寻,有本可立,一个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光明日报推出《来自国家图书馆的报告》系列专题报道,寻访“四大专藏”等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的编纂和流传故事,追忆那些为之作出贡献的伟人先贤和名人大家,解读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与读者一起共享中华文明的荣光。
“与《四库全书》相视,我们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了”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主持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乾隆皇帝鉴于内府藏书尚不够齐全,于是指示内阁,要求各省督抚、学政注意搜访典籍,先行编制目录呈报朝廷,待确定有价值之书目后,再行开单知取,汇送京师,藏于内廷,“以彰稽古右文之盛”。
旧传王氏《湘绮楼诗集》,所收诗止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此册(指《湘绮楼丁未后未刊诗册》)为湘绮手书,收诗41首,词1首,始丁未,至乙卯(1915),正与相接。
走进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的办公室,只见修复师刘建明小心翼翼地整理着一包包破损的西夏文献,他正在为修复新入藏的西夏文献做着准备。早在2003年,作为中国境内收藏西夏文献最多的单位,国图就曾启动西夏文献修复工程,对当时馆藏西夏文献进行全面修复,那时刘建明就是修复小组的成员。
打开一个,里面是几张残破的旧纸。有的纸上印着方块字,有的能看出是手写的,横竖撇捺点规规矩矩。
追忆我与国家图书馆半个多世纪的西夏之缘,感慨良多。国家图书馆在西夏文献收藏、保存、整理、服务和研究方面作出巨大贡献。
2014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考察时,听取了学生们的发言,并就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谈了自己的看法。
“《永乐大典》为有明一代巨制,天壤间罕见之书,赖此多得而传。”近百年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袁同礼这样评价《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
拍摄敦煌文献的照片,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雇用专业摄影师、使用专业设备,才能获得质量上乘的照片。拍摄费用初步估计为5000元,这对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来说是一笔巨款。
书香致远,故纸弥新。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和《赵城金藏》等“四大专藏”为代表的国家图书馆珍藏典籍,记录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诉说着无数有识之士竭尽财力、智慧乃至生命使之代代相传的精神追求,有着深厚的文化蕴涵和独特的文物文献价值。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图书博览会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拿起自己的手机,对着一个二维码轻轻一扫,将《中华经典古籍库》第四期推送上线。
记者对话长期参与馆藏敦煌遗书整理工作的国图古籍馆研究馆员李际宁,请其回忆任继愈先生主持整理出版馆藏敦煌遗书的过程,共同感受任先生守护典籍、传承文化的学人精神。
或许是在其他领域的著述太过丰富,当谈论起史学家陈垣时,人们很少会提及他对四库学研究的贡献。几年前,陈垣长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将陈垣有关四库学的文章、著作汇集成《陈垣四库学论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使陈垣的四库学成就得以彰显。
1933年范成和尚在山西调查古版大藏经,在赵城县广胜寺发现了后来被蒋唯心命名的《金藏》。
2016年1月底,北方正值隆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李际宁行车800多公里,从北京赶赴山西绛县太阴山下。
从1949年到1965年,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用了将近16年时间,才把馆藏4000余卷《赵城金藏》修复完毕。
在藏经洞沉睡了近千年的敦煌文献,自1900年被发现后,屡经劫掠,散落世界各地。百余年来,几代国图人从未停止搜求、整理敦煌文献的脚步,即使片纸只字,也不曾轻视。惜之爱之,守之护之,坚持不懈地展示其风貌,揭示其价值,使一馆之瑰宝成为天下之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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